关于福鼎的随笔

小王

发布时间：2010-12-3 10:26:35  作者：白荣敏

1、城市印象
        一座城市能够获得一个游子的热爱并不容易。
        在我生命的视线里，福鼎桐山是很迟才出现的一个词汇。我的童年在一个小山村度过，那里有青青的树林、弯弯的山路、淙淙的流水，更远一点可以看到一截海水，东岸边上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沙埕。
        因为到沙埕读高中，我与福建发生了联系。我第一次去桐山是高考前的体检，那年我已经十八岁。在老师的安排下，我们住进福鼎干部招待所。
        干部招待所被后来的福鼎饭店所代替。十年前母亲去苍南灵溪走亲戚，经过桐山，见一座令她惊叹的高楼，就是只有七层高的福鼎饭店。时序更替，岁月流转，今日，废弃的福鼎饭店即将被其他市政建设所代替。
        我没有学过建筑学，但这不影响我对一座城市的欣赏，就如一个人没有学过文学而照样读小说。而经典的建筑不仅会给时人带来美的享受，而且给整个人类留下巨大财富。巴比伦时期的“空中花园”、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卫城，还有我们熟悉的万里长城和上海“东方明珠”塔，一提到她们，我们所想到的肯定不仅仅是她们的名字。
        美丽的桐江也发水患，于是有了长长的防洪堤，在我眼里，她是市区最美的一景；其次，是横跨桐江两岸的桥，以及桥上的风景和在桥上看风景的人；“昭明夕照”、“圆觉晓钟”等“桐山八景”既是自然大美的表现，更包含深刻的人文内涵；五十米大街有了一个很大气又很仙气的名字———“太姥大道”，两旁耸立起来的高楼，伴随着母亲连续不断的惊叹，这座城市在不断地变大，长高。
        建筑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文化，她渗透着国家的政策、官员的用心、人民的期待，三者或者更多因素之间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于物质并超越物质的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才是她的最可爱之处。
        读清嘉庆版《福鼎县志》：“旧未有城，明嘉靖三十八年，乡人筑石堡以备倭。……康熙八年，总兵吴万福……置桐山营。”这个城市最早就是官民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建起来的。“群峰拱秀，二水环之。”一座新兴的滨海旅游文明城市在这里崛起。
        我在这座城市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我仍然怀念童年生活里那青青的树林、弯弯的山路、淙淙的流水。
        这座城市也许不缺水，但少树，我想说的是，她本来因为满城的桐树而得名。
2、水边风景
        中国最早的爱情与水有关，翻开《诗经》的第一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男女相悦，如二鸟和鸣，这等美事发生在水边，源远流长。
        中国最早的政治也与水有关，那个叫禹的领导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治水的方法进行改革，并“三过家门而不入”，获得了巨大成功，也获得了人民的拥护。
        有水的地方就有爱情、诗歌和政治，于是水边风景无限。
        清版《福鼎县志•艺文》收福宁郡守李拔的《重修护城堤记》中说福鼎城“双溪夹流，形如浮筏，溪源发自浙之泰顺，走百余里，经县治东流入海。每夏秋水发，洪波巨浪，势如奔马，冲决庐舍，不可胜数”，即福鼎民谣所唱：“三百年前是桐山，三百年后是溪滩。”有一天，李拔视察福鼎，福鼎城竟是刚被洪水肆虐过，李拔大惊：“无此堤是无鼎邑也。”于是下令重修护城堤。“士民咸踊跃乐输，加长一百十丈，高厚悉如其旧。”官府倡导，百姓共治，原先短短的护城堤到这时又加长了许多，但也就“一百十丈”。读《志》到此我想起《福鼎报》去年《十年筑就四十里平安堤》的报道，各级政府、历代百姓“乐善不倦，慕义无穷”，把护城堤从“一百十丈”一直建到“四十里”。
        有了这四十里平安堤，我们眼中的桐山溪于是显得异常可爱。不说一年四季是游泳爱好者的乐园，就说在溪中洗衣的女人们的倒影和在溪滩上觅食的水鸟的鸣叫声也显得美好，常让从堤上走过的行人怦然心动。
        美好的总是令人难忘的。我想起十年前与一位小女孩的邂逅。傍晚，我拿着书在堤上边走边看，入神时突然有一句甜美的声音传来：“大哥哥，走路不能看书，不然眼睛会坏的。”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5岁上下的小女孩，微仰着头再以真诚的目光强调她刚才对我的劝告。我用什么词语才能形容面前这位小女孩的天真可爱与真纯美好呢，我想不出。十年后，我站在旧地，回想旧时的这一幕，眼看着桐山溪水从宽阔的溪床缓缓的走向大海，我知道我的情思向美好靠近了一步。我想，什么样的家庭能养育出这样好的女孩；而又是什么样的水土能养育出这样好的家庭！
        这水边发生的，远不止我和小女孩的故事，千百年来，不尽溪水流过，见证了溪边风景的变化：昔日的石板桥成为人们的记忆，代之而建成的有“彩虹桥”、江滨桥、流美大桥、高速公路流美特大桥、新桐山大桥；昔日用溪石建筑的低矮的房子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桐亨大厦、华福安居大厦、福鼎大厦、新时代大厦。霓虹灯从城南点到城北；卡拉ok从城北唱到城南。
        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安居。我无力去探讨当代哲学大师邈无涯际的思想，但这句话相当诱人，我的理解是，你从福鼎的护城堤上走过，想想脚下的变迁，听听流水的声音，看看身边的风景，体味福鼎人很满足的眼神，大抵就是。

3、昔日繁华
        福鼎人做生意的精明不输于温州人，输的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温州人后怕于曾经有过的贫苦，常忆起一句老话：“平阳讨饭，永嘉逃难，文成人贩。”相比之下，福鼎人没有这样的过去，所以也不太在意过去，没有温州人那么刻骨铭心。最近的一次亲历使我改变了看法：其实大家都在意过去，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小小的佳阳乡国阳村有昔日繁华，李家先辈重视教育，出过名医和大官，留下一些值得珍惜的旧物和一个洗尽铅华的村庄，于是李家后人想在旅游业上做些文章。
        这是值得赞赏的。村庄离佳阳乡所在地才几公里，离福鼎市区也不过二十多公里，但一片宁静安详，如一位历尽沧桑后的老人。城中百姓平常在纷扰中生活，节假日寻一块这样的地方，最合适不过。一是安宁能消闲，二是历史能启智。
        一块立于草丛中的石碑挑起了我的兴趣———《国阳商贸小街旧址》，碑文如下：
        由本族廿六世文莲公携胞兄文焕公倡建之商贸小街，约兴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前后，盛于乾隆中后期，延于同治、光绪，于宣统、民国年间渐因困难、灾荒而衰亡，历二百余年，时店面四五十间，涉酱、酒、粮油、南货、木材等行业，为周边乡村经济集贸小区。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今天看来，这个地方实在太偏僻，没有确凿的证据，你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里曾经有过繁华，而且是商贸业。从这里可以引出很多值得探讨的话题，如古代山村经济发展模式、人的素质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从国阳想到沙埕。周瑞光先生的《摩霄浪语》引清光绪版《福鼎乡土志》中有两句话：
        “福鼎濒海之地，堤岸弯环屈曲，兼多港汊。沙埕为县沿海水道之咽喉，三面距海，商贾辐辏。”“……背浙面海，鱼盐杂集，甲于一方……迩者轮船开通，浙北闽南百里毕集，本海道要冲为交通商界，则贸易之隆，泉源之阜可跂足竣也。”
        沙埕相比国阳，是地理位置上的得天独厚，古人已把它利用得淋漓尽致，今人未必可比；国阳居僻壤而能兴商贸，决定性因素是李家先辈的创造性举措。
        不管是沙埕还是国阳，昔日繁华，留给我们的是一份荣光，同时促我们深深思考。
4、桐城女子
        念书的时候，美学老师说到“黄金分割”时提到一件事，有一年召开美学研讨会，大家见一参会女子长得很美，建议以肚脐眼为界量一量“黄金分割”，结果离“0.618”还差一些，可见美的不易求。近日由于工作关系常接触一些外地来客，均从他们口中听出对桐城女子美的赞叹，使我这个居住在桐城的七尺男儿也颇感自豪。
        我们大可不必拿着一把尺子去量桐城女子的“黄金分割”，到大街上走一走，你首先感到赏心悦目。桐城女子的美首先在肤色的细白。“那闪闪的鲜嫩的光，简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朱自清《女人》）温柔的性情再配以娇嫩的皮肤，这恐怕是中国男人对女人的普遍审美要求，否则，干吗说女人是水做的？文净在散文《闽东这地方》里说：“这里的女人美，美得让人颇费猜测。如果威猛的海风会吹黑肌肤，为什么她们的脸庞明净如山月？如果山间的冷露会使人纤弱，为什么她们的身姿娇美如海燕？”我以为，桐城女子首先以肤色的细白胜出，恰恰与福鼎的地理位置有关系。温带海洋性气候，不干不湿，外部环境好；有山有水，既吃山珍又食海味，饮食结构合理；洗浴所用是从泰顺、叠石等地引来的温泉水，所谓“温泉水滑洗凝脂”。“山的俊秀与沉稳，海的艳丽与热烈，在她们的身上汇聚融合。”
        “天生丽质难自弃”，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而桐城女子的打扮就比其他地方的女子显得更精心，再加上地处闽浙交界，受发达的温州服装业影响，桐城女子的穿着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她们的服装，没有都市女郎的过分妖冶和新潮，不像山乡女子的过分质朴和呆板，艺术的穿着淋漓尽致地表现着和谐美，桐城女子一个个是创造美的专家。外地人来福鼎，你尽可以带他们到服装街走一走，它是桐城女子最集中的地方；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店里店外，三五成群，皮肤细白，面色红润，打扮入时，婀娜多姿，你说这流动的风景不美丽，不迷人！
        在外地人的想象里，福鼎属闽东，是“黄金断裂带”的一部分，发展慢；人种是蛮人的后代，开化迟；因此福鼎人也可能面目可憎。但实际到过福鼎的人都会改变看法，改变他们看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二就是楚楚动人的桐城女子。改变地方形象，提高城市品位，桐城女子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学识和品德的修养。古人用“秀外慧中”形容理想的女子，言简意赅，做到不容易。值得肯定的是，桐城女子在这方面不逊于须眉，不亚于外地。她们当中不乏品德高尚者、事业成功者、善良贤惠者……而更多的女子，各自在桐城的某一处静静地生活着，努力地工作着，悄悄地美丽着，恰如许许多多的花儿，让这个正在崛起的滨海旅游城市的一年四季都五彩缤纷。
5、话是用心说的
        套用董桥先生的书名《文字是肉做的》，这篇短文名为《话是用心说的》，意思是，说话和写作一样不容易，不能随随便便，毕竟言表心声。
        福鼎方言中的桐山话软而且甜，操这种方言的人说普通话并不好听，但说桐山话实在好听。以前在宁德读书，同学们就说过，宁可听福鼎人骂人，也不听某某地方的人唱歌，话夸张，但意思很清楚，他们偏爱福鼎话的程度到了宁可得罪另一个地方人的地步。
        只要你有心归纳，你会发现桐山话里用叠音字作形容词的很多，黄菊坡先生在《福鼎方言琐谈》里列了很多，我偷一点放在这里：白雪雪、红桔桔、辣啧啧、涩基基、臭馍馍、苦捞捞、直笔笔、弯虬虬、歪斜斜、轻屁屁。薛宗碧先生的散文《鼠曲粿》里有一句话把叠音字用得很到位：“刚舂好的鼠曲粿，热热的，软软的，又不粘口，吃起来香滋滋的韧韧的，很耐咀嚼。”把桐山话入文，他是用得最好的福鼎本土作家之一。《鼠曲粿》中写道：“我买过一回，孩子们吃了都怀疑起我关于鼠曲粿的宣传，他们瞪着眼睛问我：‘爸！这就是您吹的鼠曲粿？没味没素的。’”这“没味没素”是地道的桐山话。
        福鼎人还会用“死人”二字来形容事物之极致，如“死人重、死人臭、死人肥”，甚至会说“死人好、死人甜”。劳动人民有无限的创造力，在语言的创造上就是一例。就这些福鼎人的“创造”，可约略看出一些福鼎人的性格：细腻，有些可爱的“狡黠”，又有些善意的“坏”。
        翻一翻《中国谚语集成•福建卷•福鼎分卷》和《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福鼎分卷》你不能不被福鼎无比丰富的民间语言和福鼎人民高超的创造力折服；再认真学一学，简直美妙死了。福鼎谚语说：“猴手会磨面，通街都是饼”，闪烁着幽默而智慧的光芒；“泼水倒灰要看风势”，是实践后的真理；“多一个铃铛多一声响，多一根蜡烛多一分亮”，是团结的心声……福鼎歌谣唱：“糖交蜜来蜜交糖，今夜新娘配新郎；年头宾客喝喜酒，年尾生男中状元。”听听，多生动的语言，就28个字，却写了这么多人间最美的事情，文艺家和语言学家是不容易做到的。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角度去衡量语言文字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寓意难度很大，但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今年中国（闽东）畲族“三月三”歌会在太姥山举行，丰富了福鼎畲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对我们好好研究福鼎畲汉两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很有好处，至少它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的注意。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中央电视台在太姥山拍摄《梦想剧场•福鼎专辑》时，两个小演员插进桐山话演的一个节目，既说又唱，很是好听。福鼎正在发展旅游业，好听的桐山话配文明的福鼎人，人们肯定会更加喜欢福鼎，喜欢福鼎人，喜欢太姥山。
6、喝在福鼎
        梁实秋先生在散文《饮酒》中有一段肺腑之言：“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卜居之所，惟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北京，不自谦抑，狂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高自期许，俨然豪气干云的样子。当时作践了身体，这笔帐日后要算。一日，胡适之先生过青岛小憩，在宴席上看到八仙过海的盛况大吃一惊，……过后不久，胡先生就写信给我说：‘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京来吧！’我就到北京去了。现在回想当年酗酒，哪里算得是勇，直是狂。”
        推彼及己，推己及人，我很为自己及身边的朋友发愁。有时的境况，竟直是梁先生所言。回想几年前在中学教书，推杯换盏，划拳行令，简直是课余生活的保留节目，不仅糟蹋了身体，而且喝坏了校风，更影响了学生。古人云：“败德之事非一，而酗酒者德必败。”教师酗酒，则教育必无希望。忏悔之言说尽，现在却也无多大改观。有时是工作上的应酬，有时是情感上的相约，几千年的酒文化积淀，很多地方都需要酒，我一个凡夫俗子，未能有足够大的力量抵挡。说起来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却是实话。前一阵子在构思几篇小文章，准备好好利用晚上时间，却不料有一朋友连续相邀，推辞了两个晚上后，第三个晚上再推辞时，不仅写作的思路全无，朋友的感情也受到了伤害。本来喜爱在溪岗坝上散散步，夏天一到，却不大敢去了，从北到南一条坝，茶馆酒肆到处都是，十步一朋友，五步一熟人，散步就不可能再是散步，真正是酒场的一场征战。
        行文到此，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可能会误会，不熟悉的人以为我对酒恨之入骨，熟悉的人以为我喝着一套，说着又一套。其实都不是，对酒的态度我属折中派，说到底说白了是主张度的把握。虽是废话，人人心知，做起来却难。回到梁先生的话，这里还有一个文化背景的问题，文化背景影响生活方式，福鼎与青岛更不必比，再加上地处沿海，骨子里有豪爽的气质，所以福鼎人与酒有缘分。桐江两岸，东岸有酒厂，西岸有饮者，东岸新鲜的啤酒流入西岸饮者的肠胃，于是生活和酒的故事就像桐江水一样源远流长。
        有人说，夏夜溪岗坝上的茶馆酒肆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以为美则美矣，可惜只能远观，不能近看。桌子下的垃圾、桐江溪的污染、你的身体、我的时间，这些我们可能都要想一想，否则，我们以后喝什么？拿什么喝？
7、鱼片及其他
        我认为福鼎的“鱼片”这个称呼未必准确。赵继康在《吃遍天下》里说到杭州西湖的宋五嫂是做鱼片的好手，被载入《南宋杂事》，历史上留名。她做鱼片是“细批薄切到透明”，与苏东坡所赞“吴儿脍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差不多。福鼎人做的和吃的不是这一种。也不是鱼丸；北京一专栏作者叫夏芒，把福建的鱼丸误认为南方的元宵，二者外形像，但吃起来截然不同，于是他说：“南方的元宵，它白色的皮，实际上是碾碎的鱼肉鱼骨头，它的馅儿，是掺有神秘佐料的猪肉，有北方人无法理解的甜味儿，福建人管它叫鱼丸。”
        我小时候常吃母亲做的，母亲叫它鱼羹，恐怕也不很准确，因为通常意义上的羹，是糊状的。作为小吃，福鼎鱼片自成风格，有地方特色。其味道中，有粉的流口、鱼的鲜甜，吃后有余味，总想再吃。我小时候在苍南读书，苍南与福鼎虽一山相依，但口味有大不同，就鱼片来说，两地的外形相似，苍南叫鱼羹，汤中不放辣，淡淡的酸，有点酱油味，较为温和。福鼎的小吃多有辣味，是福鼎人的本事，也是福鼎人的快事。据当厨师的朋友说，调味水平差的，就统统放辣，辣味重了，别的味道也就尝不出来了。福鼎鱼片是辣得刚好，世间“刚好”二字最难写，所谓的度和火候的把握。这“刚好的辣味”最勾人的食欲，坐在一碗福鼎鱼片面前，已经吃得多饱的人也再想把它干掉。
        《福鼎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收入一篇文章《别有风味的小吃》，介绍几种福鼎传统小吃的掌故和作法，其中把鱼片与粿汤放在一起，名唤“鱼片粿汤”。说旧时城关天灯下（现市工商银行对面）有一家经营鱼片粿汤的小食铺，不很显眼，可是遐迩闻名。店主叫阿昂，擅长鱼片粿汤。生意红火，其人也红火，人们把他和鱼片粿汤合二为一了，都美称“鱼片昂”。
        这有点文化的味道，小吃能世代相传，小人物亦能入史，两相辉映，占福鼎食文化一席之地。十字街有一家杂烩店，本地朋友说，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常带他到这里吃“猪头粿汤”，长吃不厌，现在还在，是周围居民的早餐，店前小巷里的人影不绝，多是奔“猪头粿汤”而来。旅游业热起后，地处服装街的“江记鱼片”被媒体关注，上了报纸和电视，我记得老江的拿手好戏里有“鲳汤”，这种小吃的主要作法是“汤包鱼”，即把鲜美的鲳鱼切成块后，浇上地瓜粉汤把鱼包住，拌上笋块等辅料熬制。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小吃一样，福鼎小吃也追求纯正和地道，其制作工艺有的是祖传，有的靠长期的摸索。所以小吃店遍地都是，能做出真正地道的福鼎小吃的不多。
        2001年中央电视台在福鼎拍摄《梦想剧场•福鼎专辑》，导演李国营对福鼎小吃感兴趣，这位夜猫子先生的身影常在夜深不息的小吃摊前闪现，可能是为了感谢福鼎小吃的美味，后来写了一首《福鼎小吃头字歌》：“福鼎槟榔香芋头／外凉内热有品头／肉皮馄饨有嚼头／太平线面还愿头／金银年糕福兆头／龙骨煲汤旺火头／珍珠鱼丸满锅头……”。近日上网浏览“福鼎信息港论坛”，有位好事者列数所能举出的福鼎小吃，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与李国营先生的《福鼎小吃头字歌》有异曲同工之妙，直让一位在外地的福鼎朋友“馋涎垂”，恨不得立即回福鼎吃上一碗，发来的帖子里有浓浓的思乡味。  
8、被大排档包围
        最近，海鲜大排挡风靡市区。自从下龙山的一家大排挡挂出“沙埕渔家村”的招牌而从此生意转好以至门庭若市，紧挨着它就密密地开张了许多家海鲜大排挡，挂出的招牌多以“渔家村”命名，如南镇、小白鹭、大白鹭、澳腰……随之，福鼎其他沿海乡镇如秦屿、硖门、嵛山也进了招牌名的展示。有一家气魄大而又不失审美情趣的起名“福瑶海鲜”，福瑶名字的背后是列岛，这列岛周围能生产多少海鲜！
        据说，这第一家的“沙埕渔家村大排挡”老板沙埕人，每天傍晚在沙埕码头购买刚从海里打回来的海鲜进市区，很多海鲜到了市区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成为人们的口中美食，以为主人家带它们来旅游，仍顽强地活着。所以烹调以后就特别地鲜甜。说实在的，久居城市，特别鲜甜的海鲜不易吃得到，这就是渔家村海鲜能够在市区风靡的最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福鼎人的好吃能吃。“当他们的肚肠填满的时候，他会喊出人生是多么美妙的啊！这个饱满的肚子里洋溢着、发射出一种精神上的快乐。”
        大排挡由下龙山向整个市区蔓延，石湖小区的入口处也一溜儿地排起了“蒙古包”的队伍。三五个人，点好菜，钻进“蒙古包”，帘子一放，外面是车声人影，全然不顾，里面就着海鲜喝喜欢喝的酒，说喜欢说的话。许多人就是这样过着他们的夜生活，包括我的一些朋友。
        我们不好以简单的好和坏、优和劣来判断这种夜生活，梁实秋在一篇名为《馋》的散文中说：“馋非罪，反而是胃口好、健康的现象，比食而不知其味要好得多。”
        因为我的家就住在石湖小区，石湖小区被大排挡包围，我的生活也有被包围的危险。如本不是我该参加的聚会，突然其中一位朋友说：“荣敏不就住在旁边吗，把他叫来。”于是一个电话就到了我家。我得放下手头不是特别重要的活儿，屁颠屁颠地下楼。有时抱着孩子晚饭后散步，遇见熟人在大排挡，不喝两杯也很难。
        相对于其他城市，我感觉福鼎有二多，一是街边的酒楼大排档，二是深巷中的麻将声。把这二者扯在一起似乎没多大的根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一样的，那就是有闲阶层的庞大。没有时间的人，自然无暇大吃，也不可能频繁光顾麻将桌。
        有名家的话替以上文字撑腰，做个旁证：我尝以为，环观国内，凡是以众多美食具盛名之地，大抵都是地主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而非商业城市。其原因在于，商人或资本家忙于经营，无暇营美食；而地主（无论大中）则有闲，良田在乡，到时伸手收租而已，有的是时间去吃，去研究吃。客曰不然，“吃在广州”或如今之所云“吃在香港”，以至于上海、扬州等云集众家美食之城又当何说？这也简单。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各帮名食自然云集，非商业城市本身之创造美食也。（唐振常《中国饮食文化二题》）
        福鼎的食客自然已不是昔日地主，但其阵容的庞大归因于经济的发达，似乎还未令人信服。我们是身处闽东北，又临浙江南，与闽东其他县市相比可沾沾自喜，但又无温州人的勤劳和富裕。得益于改革开放，衣食无忧之余就生出了这许多的“吃事”，所谓懂得潇洒，享受人生。
        虽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是人的本能要求，好吃是人的天性。但我以为，凡事不能太过，当好吃能吃成为一个人生活的目标，不求上进的理由，成为一个地方盛行之风气，我们是不是需要冷静地想一想，在文化层面上可能出现的问题。
9、石湖及其他
        长期研究地方文史的周瑞光先生常到我办公室小坐，有好几次一进门就脱口而问：“为什么不叫‘滋秀小学’？‘流美’不美，流走的美丽！”
        这是一个文化人心中的遗憾，我知道，周心中惦记着林滋秀。
        林滋秀，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生于福鼎县桐山流美村，地地道道的福鼎人。9岁吟出“雨打竹林林滋秀，风吹荷叶叶向高”（叶向高，福清人，明万历进士，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这样的佳对，10岁应童子试，16岁以《兰花赋》府试夺冠，18岁中举。嘉庆八年（1803）应聘为相囯梁蕉林相府教席，嘉庆十年返里，先后主讲于浙江罗阳书院、福鼎桐山书院。一生著有《双桂堂文集》、《兰社诗略》等113卷。林滋秀扎根于闽浙山区，四十多年的教书生涯造就许许多多的茂才硕士，不但是一位教育家、诗人、古文学家、剧作家，而且还是乾嘉时代异军突起的闽浙边界文学团体———“兰社”的创始人，闽浙边界文化的有力传播者。
        我拜访过距流美小学不远的林滋秀故居，门楼被两边强硬的水泥房子挤成了矮个子，进去后一个不大的四合院，依然与旁边崛起的新楼不合群，并且开始破败。住着人，不知是不是林的后代，但似乎对林滋秀很陌生。
        这种陌生代表着福鼎人对林滋秀的淡忘、忽视。
        就是因为这种淡忘和忽视，流美小学才不被叫“滋秀小学”。撇开以前单人校的历史不计，流美小学其实很年轻，1998年才由一所农村完小升格为中心小学，它原本有被叫做“滋秀小学”的机会的，但不知是不是由于起校名大多结合地名的习惯，叫“流美小学”就成为了事实。
        所以，它成了心头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周瑞光的一块小小的心病。确实，林滋秀对流美来说，甚至对整个福鼎来说，是值得推崇并引以为骄傲的一位人物。他留给福鼎人民的“财富”，应该引起文化界、教育界的足够重视。
        回到起名字的话题。年前去地名办办理门牌证，才知道我家所在的地名已由“石湖里”改作“富祥路”（还好，我房子附近依然有一个“石湖小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每天上下班，穿过石湖里，走上石湖桥，踏着被保护下来的古老石桥的石板，我觉得脚下的风有丝丝缕缕的韵味。我知道，这是时间和记忆所散发出来的。“石湖桥”在清嘉庆版的《福鼎县志》里就有记载：“旧为木梁，后人易以石，旁翼扶栏。……昔有王氏号仙源者，尝造三十六桥，皆石。时有‘三十六桥风雨夜，几多诗句在人间’之句，今皆莫详，所在惟此桥。”自有桥以来，历代文人墨客还为它留下不少诗文； “石湖春涨”还是著名的“桐城八景”之一，景虽不存，而文化的影响力犹在。“石湖”对于福鼎来说，就是这座年轻城市的记忆，因为石湖桥的身上已经承载了深远的历史内容和独特的文化精神。
        福鼎因为有像“石湖”这样许许多多的小地名，它才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作家冯骥才说：“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他认为城市是有生命的，而地名与城市的命运紧紧相连。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孙东虎前些日子在一个题为《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演讲中说：“地名作为一个名词所具有的含义，除了指哪些地方外，还有地名与它所指的地方在不同时间的变化，这些都包含着历史时期的某种信息，就像地质学上我们通过化石可以知道现在的某某山脉过去是大海一样。通过分析地名的写法、含义以及它所指的地方的古今变化，就可以回溯历史的情况。” 不可否认，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它是一种特定地域文化的载体和表征。行家会从一个地方的地名去捕捉、体味这个地方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品位。所以，我们对于地名，新起也好，改变也好，当慎之又慎。
        让我们留一份历史的美感给子孙。
10、要复功名留子孙
        历史即斗争过程。
        在人类发展过程所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人与自然的斗争，部族与部族的斗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
        笔者从小生活在闽浙交界的山乡。闽浙交界多畲民，畲民善歌，歌属文艺性史料。我们可以从畲歌中听出一部活生生的畲族发展史。
        《高皇歌》是畲族“史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是一部神话与史实相结合的长篇叙事诗。诗歌叙述了包括盘古开天地、畲族始祖磐瓠王征番立功娶高辛帝三公主为妻的远古历史和神话，畲族先辈刀耕火种的艰辛、代代迁徙的坎坷等内容。
        从这些内容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关于畲族发展的这样两个结论：一是自成史系，二是步履艰辛。
        勿庸讳言，在封建社会中，畲族人民受到了汉族的歧视和压迫。
        我们从另外一首“小说歌”中听出了他们如泣的控诉，它就是———《钟良弼》。
        《钟良弼》记述了一个向传统世俗和民族歧视发起挑战的故事，歌颂了主人公钟良弼的才华和勇敢，表达了畲族人民要当文化主人的强烈愿望。
        钟良弼不是诗歌虚构，他的考场告状也确有其事。
        《福鼎县志》载：“钟良弼，又名鸣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生于福鼎县前岐佳阳单桥村。幼怀壮志，为人刚直，好学闻文，深得村民爱戴。生平著有《凌云斋稿》传世。”
        清道光年间版《钟氏族谱》载：“嘉庆七年良弼、良材训闻诗书，矢志上进，廪生陈希尧保结在岳邑尊与考，八年科试，蒙恩师取进良弼府学生员第二十名。”
        这的确是不容易的，自古刀耕火种的畲族，其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在当时的社会，读书人少，而畲族的读书人就更少。钟良弼凭他的才学而能考中生员第二十名，更是凤毛麟角。
        更不容易的还是他考场告状的壮举。关于他如何费尽周折，幸得深明大义，没有民族偏见的李殿图相举，最终以真才实学考取生员的过程，我们除了读小说歌《钟良弼》，还可以查《福建通志》卷廿五《名宦传》知其详情。
        嘉庆七年（1802），钟良弼赴福宁府应考，当时县书王万年歧视畲族，串通生监，诬蔑“五姓（蓝、雷、钟、吴、李）禽养”，把畲族考生赶出考场。钟良弼不服，回家同姐姐遍告村族，激起畲民公愤，姐弟变卖家产，族亲竞相赠银，资助良弼上告。正如畲族小说歌《钟良弼》所唱：“想来良弼真灵通，告状使用很多银。告状无讲银钱使，要复功名留子孙。……”诉状历经县、府、省署，几度辗转波折，幸得福建按察使李殿图明察，饬令府县查复纠正，告学士林，并责打王万年三十大板，赶出衙门。良弼打赢了官司，第二年再考，取得了生员第二十名，成为畲族的第一个秀才。“佳讯传遍畲村，畲民奔走相告，引为幸闻。”
        这是一场斗争，一场与世俗偏见、民族歧视做挑战的无畏而正义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近说，钟良弼获得了考试的权利；远说，畲族的地位得到了认可；更远说，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历史就是斗争，就是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畲汉两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次次解决两族之间的矛盾获得了对对方的认同，一步步走向融合。
        有压迫就有反抗，历史上畲族人民曾多次与汉族人民联合起义，以反抗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畲族古代英雄蓝奉高及其事迹在畲民中广泛流传，著名畲族民间游戏“打尺寸”就是由他而来。我们从《资治通鉴》中也可以找到他的事迹：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蓝奉高、雷万兴等领导畲族人民大规模起义，斗争持续40多年，终因唐朝的残酷镇压而失败。失败是失败了，但他们敢于反压迫反剥削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种精神与钟良弼的反歧视精神形异而质同。
        畲族，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特别在我们闽东，畲族人口不在少数。说闽东历史，谈闽东文化，离不开畲族的历史和文化。而闽东畲族人民谈起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要提起他们引以为傲的钟良弼。钟良弼的胜利是畲族人民反歧视反压迫的胜利。
        今天，我们重新提起钟良弼，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为畲族同胞争回了一份搏取科举功名的权利在历史这个巨大的天平上，他行为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行为本身。我们可以从钟良弼考场告状这件事提升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历来为畲汉两族所共有，那就是——
        不懈追求民族的自尊和人间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