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带不走的记忆，走进福鼎“非遗”

论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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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他们是有着地域特色的文化因子，是地方文明的文脉承传，虽经历岁月风霜，仍屹立在福鼎的文化宝库内，熠熠生辉。”

贯岭祭祀供品（生礼）制作技艺

2012年，贯岭镇祭祀供品(生礼)制作技艺列入第二批福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家事活动相对清闲下来后，乡村的一些民间民俗活动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尤其到年关岁首，各地的“作福”和祀奉活动也进一步活跃。这和我市地处闽浙边界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历史上闽中沿海山区多敬仰神灵、信仰神明的习俗有关。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活水平提高，民众有一定的物资基础，可满足这样民间活动的开展。民间祭祀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祭祀起源于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先贤的追思，其中祭祀供品(生礼)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福”祭奉神明场面的参与人员往往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作福伴有祭奉的一些礼仪，在我市主要表现为请道家做法事，平常叫作“场面”，时间一般是一到三天。伴随祭奉的礼仪而衍生的是福头和诸理事们，得备好祭奉的供品，这在古代民间活动特别是祭祀神明和祭祖中是十分讲究的。不但要有盘数的要求，还有质量、规格及禁忌等方面的规矩。2012年，我市贯岭镇松洋村发现的“祭祀供品(生礼)制作技艺”，保留较为原始手工制作的痕迹，同年该制作技艺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祭祀供品在民间叫作“生礼”，礼在祭奉中古代与“牺牲”一词有关，可能因祭奉的礼品不能煮熟，还是“生”的，故称为生礼。显然，为传统民间祭祀供品(生礼)制作技艺提供生存、发展空间和展示平台的，是广大乡村存在的“做福”祭奉神明和传统的祭祀习俗。如福鼎民间信仰中有一种神秘的活动叫作“求雨”，遇干旱季节，请法师“爬楼”做法事，祈祷神灵进行求雨，那么，全村人就要备好供品，杀鸡、宰猪以做生礼。在福鼎点头等乡镇，还广泛信仰马仙娘娘，在七月初七，要摆“生礼”，并供筵请神，头人按程序做好参与人数、祭礼要求和供品数目等的筹备，并严格地规定和要求，形成群众性祭礼活动。

从区域来说，我市贯岭等乡镇与浙南相邻，五代十国筑有分水关，宋以后，中原、福建西南移民也曾多次迁入闽东、浙南等地，苏杭艺人纷纷迁徙浙南、闽东山区，带入不少的民间艺术和生活习俗，民间祭祀供品(生礼)这种传统制作技艺也被传入本地区。民间信仰活动往往与民间节庆活动相交织，本地有一定规模的神庙都要定期办“庙会”。届时，民间的商品交易、饮食服务、游玩娱乐等活动也齐聚于此，一时热闹非凡。会期除了民众为神灵上香供奉外，庙上还举行敬神活动，头人得请本地传承人制作供品，供品都要有名字，供品的名称起至于历史的传说典故，有的出自中国古代演义中神的名字，主要有“西伯候吐(兔)子”、“笔岔山”、“姜太公钓鱼”、“雷震子唐关救父”等等，另外还有“鲤鱼跃龙门”、“凤凰朝阳”、“陈靖姑脱胎”等等，凡供品都用来敬奉神明。

贯岭民间祭祀供品(生礼)传统制作技艺保存着大量古代闽浙交界民间敬神祭祖及民间信仰、习俗的内容，保存着历代相传的传统制作工艺，保存着独特的制作工具(铁架)等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供品(生礼)传统制作传承艺人还具备传统美食的制作烹饪工艺，是美食烹饪技艺的组成部分。过去每年会有不同姓氏的家族请制作十几次，如今偶尔才有人在敬神“庙会”、祭祖“祠堂”请做供品。后代很少学习制作祭祀供品技艺，现传承艺人出现濒危。

贯岭战坪洋黄杨木雕工艺

2012年，贯岭战坪洋黄杨木雕工艺列入第二批福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贯岭地处闽浙边界，传统文化受浙南影响较深，民间工艺美术艺术也积淀较多。近几年来，贯岭民间工艺美术在省内外屡屡获奖，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兴趣和关注。2013年，贯岭的木雕作品《世俗百态》获得福建省“争艳杯”金奖;此前，《雀之灵》也获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评比金奖;不少作品选送台湾参加艺术交流展，被福建珍品馆收藏。在今年厦门文博会上，贯岭木雕又喜获“最佳技艺奖”，作品独特风格吸引海内外收藏家的眼球。所有这些成绩，都说明了贯岭木雕有着不菲的工艺实力。

贯岭木雕工艺属于黄杨木雕的一种，以用黄杨木为原料而得名，主要作品品种来自于浙江温州地区，作为立体雕刻工艺品单独出现，供人们案头欣赏，其工艺形成始成于元明时期，追本溯源，距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黄杨木雕以圆雕为主，技艺娴熟，明清以后，经过民间雕刻大师的创造，还衍生出黄杨根雕、劈雕、拼雕等多种形式，使之成为我国传统木雕中最具活力的工艺品种。1996年，贯岭人温作平跟随浙江黄杨木雕第六代传人吴尧辉学习黄杨木雕技法，十年之后，他回到家乡，创办“乡村工艺”黄杨木雕个人工作室，创作木雕作品在各地专业美术展参加展览并获奖，也带动了本地木雕工艺的发展。

贯岭传统木雕工艺题材内容十分丰富，以直接表现乡村生活为主，涉及耕种、收获、桑蚕、纺线、织布、放牧、狩猎、情爱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表现人们熟悉的如鸡、鸭、鹅、兔、猪、牛、马、鹿、蝙蝠等飞禽走兽，以及植物花卉、蔬菜瓜果之类。也有表现吉祥图案、戏曲人物，供人们欣赏品味。总体来说，贯岭木雕有它独特鲜明的风格，采用具象的表现手法，造型上大胆夸张，以“大巧若拙”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特别是着意表现人物动态的传神写照，使形象充满生气，很能打动观众。

民间木雕行话说得好：“留得肥大能改小，惟愁瘠薄难复肥，内距宜小不宜大，切记雕刻是减法。”这说明，黄杨木雕在传承上，讲究制作方法与步骤。通常要画创意稿，再用墨线勾画放大到木材上。木雕师说，粗坯是整个作品的基础，要以简练的几何形体概括全部构思的造型，要求做到有层次，有动势，比例协调，重心稳定，整体感强，初步形成作品的外轮廓与内轮廓。这个阶段，作品的体积和线条已趋明朗，因此要求刀法圆熟流畅，要有充分的表现力。随后要经过修光、打磨、着色上光。木雕着色的方法主要是掌握木质和花纹在颜料的覆盖下还依然可见，其颜料用量依据作品材质酌情而定，要求尽量体现出作品内容形式的需求。有些木纹通过着色则更加清晰，更符合天然木质的种种美感。

贯岭乡村工艺工作室采用的黄杨木雕，质地坚韧，色黄清润，有如象牙效果，且经久不褪色，适用于雕刻人物、飞禽走兽、花卉等比较纤细的工艺品，用黄杨木所创的作品还能给人以古朴典雅的美感。温作平在掌握这些传统技法的同时，更是把西方美术、学院雕塑元素结合到现在所创每一件作品中，使黄杨木雕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温作平希望能培养出新一代年轻木雕艺人，传承和发扬好这个艺术门类，使传统黄杨木雕也能在我市继续散发新的生命力量，让传统雕刻技法继续传承下去。

桐城畲族祈福舞蹈“六结花”

2012年，桐城畲族祈福舞蹈“六结花”列入第二批福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盘啊，好花正当啊开啊，当初啊，本事是姓啊雷。雷公调上黄帝啊，府哎，黄帝啊，御医头一哟个。”用的是畲语腔调在唱，三五人跳起舞步，鼓、锣乐器伴奏：“咚咚匡，咚咚匡，咚匡，咚匡，咚咚匡。”这是畲族祈福舞蹈“六结花”的场景。我市畲族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六百多年以来，畲族民众一直沿习本民族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舞蹈“六结花”就是其中之一。

生活是民间舞蹈的主要土壤。畲族民间舞蹈以生活场景为原型，以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经过提炼、组织和艺术加工，形成古朴舞蹈形态，表达人们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据说，早期畲族同胞主要在山地聚居、耕牧为生，他们改变艰苦环境的迫切感，及对自然的敬畏感，对生活的憧憬与祝愿，形之于一定的诉求场景，就伴有早期畲族人的歌唱、舞蹈、祈愿等民俗活动。

畲族祈福舞蹈六结花，是我市畲族民间传统舞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该舞曾广泛流传于闽、浙两省畲族乡村巫师队伍之中，世代传承。现福鼎传习“六结花”所在地主要集中在桐城浮柳村及周边乡村，这里畲族人口1700多人，有蓝、钟、雷等姓氏。据《福鼎畲族志》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钟百户由罗源迁居桐城浮柳下半山。雍正四年(1726)，雷应贤一家由浙江平阳西山下迁福鼎桐城浮柳，畲族“六结花”发祥始于此。作为含有祈福意义的民族习俗，畲族舞蹈“六结花”又带有一定程度歌颂、祭祀的功能，一直是畲族民众保留的“舞目”。能够表演这项舞蹈的畲族子弟，目前在我市并不是很多。其基本内容多以赞颂祖先或是先人的德行和功劳，祈求降福子孙，保佑后裔平安、健康、顺利。

“六结花”畲族祈福舞中的第三段主要舞步，由畲族法师传承，其方式由三人或五人组成，在畲族法师的带动下，围绕四方桌案(民间又叫八仙桌)，有节奏地击打着锣、鼓、钹、铃等乐器，按照每个方位，做前后左右，交替穿梭，不断变化其队形。所有舞者表现流动的姿态美和动感的曲线美，形成“三道弯”，众舞者跑圆场数圈而结束。法师在每一小节中，都要口唱祈词，唱的是“十盘”，如本文开头唱的是“一盘”，还有“二盘”、“三盘”，如：“二盘好花正当年，当初本事是姓盘，盘姓弟子福运好，夏朝盘庚坐皇城。三盘好花生婷当，当初本事是姓蓝，又封蓝田做令尹，蓝□功劳怪久长。”

畲族民间舞蹈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民间舞蹈传承人介绍，该舞实源于三清山道教巫舞，明朝中后期传入闽东、浙南一带畲乡，成为由畲族巫师表演祈福的祭祀舞蹈。浮柳畲族村的蓝俊德老师一直在研究我市畲族民间文化，他介绍，“六结花”基本舞步是八字步，共“穿梭”六次，按顺序是开步、踏步，穿梭、双辗步。舞蹈角色男扮女装，由六至十二人，以开步、扭腰、踏步、双辗步、跃步、八字步、扬手、绕手、合掌手、摆手等为主，手脚配合，身法变化起伏，动作刚健有力，伴以音乐和唱词及锣、鼓节奏，形成动作柔美、舞姿具有一定观赏性的民间舞蹈艺术。

畲族“六结花”具有较鲜明的畲族特色，传授方式主要靠先生带徒弟在道场言传身教，轻快的动作、动听的唱腔，将整个舞场活动推向高潮。其文化内涵的特殊性与民间舞蹈的艺术性，在闽、浙两省畲族乡村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市文化工作者对畲族民间舞蹈“六结花”加以改编，经过艺术加工，搬上舞台。

桐山民间剪纸

福鼎桐山民间剪纸2008年列入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福鼎沿海山区乡村，至今仍保留着结婚时在洞房的玻璃门窗贴“囍”、“双鸳鸯”、“荷莲”等文字或图案窗花的习俗，窗花剪纸大都出自邻里手巧的妇女，红窗花、红灯笼、红祝联，寓意着新郎新娘永结连理、比翼双飞。逢年过节也有贴花的习俗，老婆婆、小媳妇儿拿起剪刀，剪出各种各样的窗花，将它们贴到门楣上、房间里，把整个节日烘托得喜气洋洋。

大家知道，剪纸是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存在而广泛流传至今，福鼎民间剪纸是在大众传承基础上不断积淀沿习发展。追本溯源，我国唐宋时期剪纸就已经兴盛，“镂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行，说明剪纸的流行。宋元时剪纸又与传统戏曲紧密结合，说明剪纸艺术渗透的生命力。明清时期，社会资本进一步得到萌芽、发展，传统手工业达到非常先进地步，剪纸工艺也获得更大发展，生活中随处可见剪纸艺术的影子。清代剪纸在形式上、题材上有了很大的拓展。

福鼎剪纸以桐山民间剪纸艺术最为典型，过去统称“剪鞋花”独树一帜，在闽东占有重要一席。出现了不少优秀民间剪纸艺人，多数为家庭妇女，其中姣姣者是宋美珠、沈吓招等人。福鼎剪纸风格完全不同于闽东其他各县，显得清秀飘逸，高雅大气，具有“书卷气”，深受浙南温州“瓯绣”、“瓯塑”、苏杭刺绣、东阳木雕和上海工艺美术的影响。清末民初，福鼎商人往来浙南温州、东阳、上海、宁波、苏州、杭州等地，经营白琳工夫茶、福鼎白茶以及水产品、土特产品等，商业频繁，从而促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渗透、沟通和相互影响。福鼎这些有代表性的剪纸艺人，多出于商人与书香门弟家庭，学习交流更有基础，因此，福鼎剪纸是闽浙边界民间文化互相学习、取舍、交流、吸收、升华的典型产物。福鼎剪纸在50年代参加福建省剪纸艺术展览和美术作品展，得到专家一致好评。其中宋美珠剪纸《七仙女》、沈阿招剪纸《义和团打洋鬼子》评价最高。她们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民俗需求为目的，剪出的鞋花、枕花、寿面花、猪蹄花、酒壶花、鸡蛋花、肚兜、肩垫、涎围、枕套等，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这些剪纸作品，常用作喜庆、寿庆、婚嫁、礼品、床上饰品、儿童饰品、窗花、饼花等，甚至寺庙教堂窗格、木工雕刻图案都以剪纸为图样，用宣纸、蜡光纸或毛边纸，剪成象征吉祥的花鸟、人物、山水、禽兽、瓷瓶物品，文字图案等。剪纸艺人宋美珠知书达理，能剪善绣，在闽东及浙南很有名气，闽浙文人曾将她的传奇人生编成民歌故事。

福鼎民间剪纸题材广泛，包罗万象，可分为人物类、动物类、植物类和符号类等几大类题材，内容可涉及到大自然的山水花草，生活中的房屋器具，风俗中的婚嫁吉庆，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反映人们对现代生活的热爱，也看出人们对生命精神的追求。福鼎艺人还创造了多种式样剪纸艺术，有张贴用剪纸，即直接张贴于门窗、墙壁、灯彩上作为装饰，如窗花、灯笼花;有摆衬用的剪纸，多用于嫁妆、礼品等，如喜花、礼花等;有做刺绣底样剪纸，一般用于服饰等生活用品上的刺绣纹样，如枕头花、鞋花、背带花等。所使用工具有剪刀、刻刀、蜡盘、钉书机、铅笔、毛笔，材料使用以各种纸张、红色宣纸为主，竹壳、树叶、麦杆亦可。染料用中国画颜料、墨水、透明水彩色。

民间剪纸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上官秀明出生于桐城，他从小受外婆刺绣、剪纸的艺术熏陶和影响，由爱好到执着追求，不断创新，从一种浸水显露图案和色彩的奇石中得悟，创造“隐意”剪纸，作品构思巧妙，内涵丰富，寓意深远，让人叫绝，形成了独特的福鼎剪纸艺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和收藏。在保护和继承的基础上，他培养新人，开始大量创作以“太姥山”、“福鼎白茶”、“福、禄、寿、喜”和谐文化等为主题的系列剪纸作品。福鼎剪纸经过上官秀明的努力开发，目前规格有微型、细纹、隐意等，有染色、套色、单色等色彩鲜艳夺目的众多品种。

桐山民间剪纸艺术雅俗共赏，以清秀飘逸、高雅大气为显著特色，既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用于喜庆装饰，也可以登入大堂雅室，用于收藏纪念。上官秀明剪的《百寿图》、《百福图》、《龙凤呈祥》、《平安是福》等剪纸是象征表号的佳品，也是传递亲情和友谊的信物，受到人们的喜爱。

寺前鱼灯

在福鼎沿海乡村，打鱼灯是春节中的一道特色习俗，洋溢喜庆、吉祥的气氛，成了乡村年岁的美好记忆。福鼎有特色的打鱼灯团队主要分布在秦屿、店下、白琳等地，其中店下寺前鱼灯在2008年列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鱼灯的起源与福鼎地处于滨海山区有一定的关系。福鼎打鱼灯习俗始于清初，盛行于清乾隆至民国年间，流行于秦屿、白琳、店下等周边沿海村落。“鱼”与“余”音同，在传统习俗中它又被视为吉祥物，常用来比喻富余、吉庆和幸运，表达了人们追求富裕生活，憧憬家境殷实的良好愿望。人们将这愿望形之于更为形象直观的表达方式——打鱼灯，并由此形成极富海边渔家特色的民俗文化。

店下寺前打鱼灯有一段来历。据传，康熙年间，有郑姓一族迁徙到店下寺前，这里原是一座岛屿，地形酷似一尾鲤鱼，首东尾西，头朝东海，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郑姓迁居之后，发奋图强，围海造田，发展生产。据说有一年水患严重，山洪暴发，洪水淹没良田，冲毁庄稼，房屋倒塌，村民损失惨重。翌年春，有村民提出要办灯事，即“鱼灯”，以舞鱼灯来压邪扶正，以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每年的正月初三到元宵的舞鱼灯，便从寺前村兴起，并逐渐影响到周边村庄一直到沙埕的下半片村落。那时，打鱼灯队几乎深入到各个乡村，大家记住了这样一句话：“鱼灯舞到哪里，祥和就到哪里，快乐就带到哪里。”现在，鱼灯是寺前村沿袭至今较为完美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受民众喜爱，经久不衰。

制作鱼灯是一门巧功夫，没有师父教授是学不到手的。鱼灯制造工艺有三道程序，包括盘扎鱼身、裱皮上彩、装点灯光。盘扎鱼身多选取一条长130公分左右的木棍为手柄，在木棍顶部横架两支约50公分的撑杆，两撑杆间的距离依鱼身宽阔而定，构成“干”字形的灯架。再选取两条较粗阔的竹篾依鱼身比例尺寸裁出，分别固定灯架的上下横杆上，定型成鱼背和鱼腹的形状。而后再按外观形状进行编扎成鱼身，编扎时竹篾经纬应尽量符合鱼体结构，尽量考虑竹篾少而承力。鱼灯盘扎工艺多讲究色彩艳丽、灯光透亮、结构灵活等技巧。依颈、尾段和鱼身的口径尺寸、大小盘扎鱼头和鱼尾以及背鳍、胸鳍、尾鳍，并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使鱼灯飞舞时，能“摇头摆尾”、活灵活现。盘扎好的鱼灯骨架需要裱皮上彩，裱鱼灯多选用一种薄而稀的纱布或透光性较强的丝帛类布料。过去裱鱼灯多采用缝制，即将裱布依骨架绷紧后固定，再用棉线缝在骨架上。如今多采用胶贴的办法，将鱼皮裱得平整紧绷。裱后上色则采用透明染料，其颜色丰富，透光性能好。色彩和图案依鱼的种类而定，并进行了中国传统的图案美化，使其不仅形象逼真而且成为一件上好的民间美术工艺品。为了对鱼灯色彩的固定和保护，艺人们最后都要对上色后的鱼灯涂刷上一层透明的保护膜。过去用一种叫“洋燕”的食物煮成糊状后在鱼灯上涂刷，待其干后不仅形成透明薄膜紧附在鱼皮上，还因其先让鱼皮布“吃水”再干后更使鱼皮紧绷，达到美观的效果。

传统鱼灯表演的戏文舞法多达30余种，有“鱼结群”、“鱼板白”、“鱼编笆”、“鱼找珠”、“鱼抢珠”、“云里月”“祝太平”、“上天太极”、“下地太极”、“双鳌寻珠”、“鲤鱼跃龙门”等。鱼灯表演尤以白琳镇翁江最为出名，相传当年在表演“鲤鱼跳龙门”一出戏文时，经过祠堂门口，曾有舞灯高手在祠堂外将鱼灯抛向大门顶，从空中抛进祠堂，舞灯人自己则再从大门进入，在祠堂内平稳地接到从空中坠落的鱼灯。表演“上天太极”时，有多盏鱼灯在空中搭肩垒叠，人数高达四层多。鱼灯戏文舞法内容传统上多贴近生活原型，但也有特定内容的再创作，现代鱼灯舞法不断创新，原来舞法中鱼灯队根本没有虾、墨鱼等种类，后来，通过艺人再创作，巧妙地利用虾须弹触墨鱼，让墨鱼在进退中吐烟隐蔽，增加了鱼灯表演的动感与特技的趣味性。

鱼灯可独立成队表演，也可与“龙灯”、“舞狮”、“台阁”、“高跷”、“旱船”等民俗融汇表演，富有浓厚的渔村乡土文化气息。滨海乡村还有健在的当年舞灯高手，见证了过去村村落落在节庆或迎神庙会时打鱼灯的盛况。2007年，寺前、秦屿、翁江三个鱼灯队，同时参加“第七届中国·太姥山文化旅游节暨首届中国白茶文化节”大型民俗文化踩街活动，表演阵容强大，令人叹为观止。

硖门石兰邓家祖传拳棍术

2012年，硖门石兰邓家祖传拳棍术列入第二批福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石兰邓家祖传拳棍术分为拳和棍两大部分。据村上长者讲说，拳术属于南拳一派，主要讲究手法和步法的招式，分别有开四门、五枝、七步、八步、九步、十八步、三十六步等。最有力量的动作包括迈、掀、捌、挡、撞、捅、盖等。打法套路都有名称，如鲤鱼当冲、观音坐莲、狮子张口、地下发火、双龙抢珠等。棍术分齐眉棍(赤柠子制，长7尺)、丈二棍(长3米多)，有五步、六步、七步、八步、十二步、七十二步等。招式有雷公发火、抱猴骗吃、鲤鱼翻白、鲤鱼当钟、观音坐莲、土地摘茄等。无论拳术，还是棍术，可单独表演，也可双人对打，具有一定的观赏性。2014年，石兰邓家祖传拳棍术表演队参加了“中华一家亲2014海峡两岸各民族欢度三月三暨省第三届三月三畲族文化节”、歌会瑞云四月八等活动，得到大家的赞许。

石兰邓姓族人崇尚习武之风的历史渊源，缘于不寻常的迁徙历史背景。据《石兰邓氏宗谱》载，邓姓肇基祖千一郎，宋初从江西庐陵来到长溪石兰，至元末因遭寇乱，全村数百余人逃避他方，房屋杂物，被贼焚毁殆尽，仅存石门楼。此后三十年，邓姓后人赵五，再次来石兰居住，恢复祖业。为了防御倭匪，于明万历年间在村口修筑城堡，以御倭寇。随后邓氏重振家业，人丁兴旺，家富殷实，修水池、筑山塘。至今在石兰村之西的月屿，尚存有养马场遗迹和山塘地基座，人称“马路头”和“龙船坑”，与练武有一定的关系。

那时倭寇猖獗，上岸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村民十分痛恨，由是奋起习武，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儿童，都练拳弄棍，给匪、寇于痛击，倭寇闻风丧胆。他们说，村中一直沿袭父传子、子传孙的传授方式，所练的邓氏内家棍内家拳具有很强的搏击实战技能。内家棍内家拳讲究以肘护肋，做到进攻时步伐稳健、动作紧凑、进退灵活，下如铁钉，上如车轮，手如碾盘。其中棍术实战时，讲究硬打巧取，以力取胜，有“棍扫一大片”之说。

石兰传承武术有记载人物有邓百积(1876—1960年)，壮年时，身强力壮，双臂可举数百斤重的石锁。民国时期，有猛虎出没村庄，糟蹋庄稼，侵害牲畜。邓百积艺高胆大，只身寻机打死猛虎，为村里除去虎患。石兰邓氏拳棍武术传承谱系，清代以上，因年代久远不可考，以内传为主，现世辈份有“百—代—其—昌—加—言”，按其传承，主要传承人有：邓代钴，男，1929年7月生。邓其增，男，1929年10月生，传承内家拳十六步。邓代设，男，1935年12月生，传承内家拳三十六步。郭(邓)昌怀，男，1948年1月生，掌握石兰内家拳棍术。邓加让，男，1950年1月生，掌握四门对打。邓其声，男，1956年6月生，掌握内家长棍。王光(其)寿，男，1949年4月生，掌握四门对打。

今天的邓家拳是邓氏先辈以父传子、子传孙的传授方式流传下来的，是为内家拳。村里成立了非物质文化保护小组，每年按例进行传承传习。当日，在邓氏旧宗祠举办的邓家抗倭拳棍术传承传习活动中，表演者有七老八十的老者，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后人。其中八十多岁的邓其增和六十多岁的郭(邓)昌怀，是福鼎市第一批市级非遗传承人，都进行了尤其精彩的表演。郭(邓)昌怀师傅还现场传授邓家拳棍术的打法，讲解技巧。

石兰拳棍术以邓氏家族为单元世代传承，记录了一个地方那一段外患内扰的历史，是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氏族文化的一部分，这在当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研究宗族繁衍和探求姓氏源流提供了范例，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家希望石兰抗倭拳棍术依然能发挥强身健体、自卫救人的作用，能将石兰抗倭拳棍术发扬光大。

《太姥娘娘传说》

2012年，《太姥娘娘传说》列入第二批福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太姥娘娘传说》历史久远，民间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太姥山周围，可谓妇孺皆知。最早记载的是在官方文献《三山志》、《福宁府志》、《福鼎县志》和明、清以来的文人骚客的诗文中。近现代还专门收录由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太姥山民间传说》(为福建民间文学丛书)中，《太姥娘娘传说》还收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福鼎分卷》。

太姥娘娘传说发源地是太姥山。太姥山海拔近千米，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特征可用“峰险、石奇、洞幽、雾幻”来概括。山上有三百多处天然石景，终年云雾缭绕，群峰时隐时现。太姥山在古代就是远近闻名的风景胜地，历代都兴建了不少规模较大的寺院。有“天下第一山”、“山海大观”、“道仙佛地”等几十处名人摩崖石刻。

太姥娘娘传说有几种版本，但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相传尧时，有一位老母在才山以种蓝为生计，是才堡人。才堡位于太姥山下，背靠太姥山麓，面临下尾洋，河道宽阔，物产丰富，是当时往来之旅必经之站。蓝即蓝草，是上古时期用于染布的一种原材料。志书记载说太姥山下还有一条蓝溪，其水就出于太姥山中，而且还相当神奇，每年八月间，溪水会变成蓝色。相传太姥娘娘染衣，民众在此期间相候取水，用水熬蓝草染布，其色泽最佳。至宋、明、清间，有不少游历太姥山的文人骚客，见蓝溪盈盈一水间，纷纷赋诗，留下不少咏叹，如宋代郑樵《蓝溪》诗：“溪流曲曲抱清沙，此地争传太姥家。千载波纹今不改，种蓝人果未休耶?”

世传太姥娘娘还是种茶、制茶的始祖。有一年，山下周围村庄小孩流行麻疹，她以山中绿雪芽茶制做成茶叶，给患病孩子服用，果然十分有效，救活了很多小孩。后人还推广移植山中的古茶树，并仿效她的制作方法，将茶叶晾干收藏起来，以备饮用。现在福鼎的绿雪芽就出于此，太姥山鸿雪洞口仍生长一棵古茶树，及太姥娘娘浇灌绿雪芽的一口丹井。因太姥娘娘乐善好施，深得人心，并曾将其所种绿雪芽茶作为治疗麻疹圣药，人们感恩载德，便把她奉为神明。

有个道士扣开老母的家门，向老母求一碗浆水以解渴。“浆”是古代一种带有酸味的饮料，往往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像现在人们用酒招待客人一样。《诗经》有载：“或以其酒，不以其浆。”可见，浆比酒更贵重。虽素昧平生，但老母并不小气，她捧出重酿的上好浆液给道士饮用。老母的慷慨大方，深得道士赞赏，于是道士传授九转丹砂法给她，这样，老母在七月七日这一天，乘九色龙马羽化仙去。所以，才山又叫太母山。后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太母山册封为“天下第一山”，由东方朔题写，并镌刻于山石，并改“母”为“姥”。太母，人称为太姥娘娘，因此，现在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太姥山，其名经历了从“才山”到“太母山”，到“太姥山”的更变。“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句话用在太姥山，非常合适，太姥娘娘足以使得太姥山拥有了仙风道骨，并享有盛名。

人们拜谒太姥墓同时，便可以欣赏“金龟爬壁”、“金鸡报晓”等多处天造地设之奇景，聆听与太姥娘娘相关的种种绝妙的传说。往塔之西有一拨地而起的巨型岩柱，世传即太姥娘娘升天石。有龟者名木果和尚与太姥同在山中修行，在太姥升天前一个晚上，有仙童化作美人，以天黑无处可住，引诱木果留宿。木果并未为女色所动。次日，金鸡晓唱，女子梳妆后遗落一金钗便走，木果却收入袖中据为已有，想随太姥娘娘仙去。此时云端传来声音：“木果你虽过美人关，却未过钱财关，留在此处继续修行吧!”如今在石之下端正面，有一酷似龟者正奋力向上攀升，它也给世人留下几多思索。

历史上太姥山诗文中，也有记载传说的内容，最早把太姥娘娘入诗的是宋代的陈嘉言，相传他曾在太姥山聚徒讲学，并写了《太姥墓诗》：“吾闻尧时种蓝妪，世代更称那可数。帝尧骨配无微尘，此间犹有其时墓。”这也是最早记录了太姥的诗文之一。万历戊申(1609年)仲秋，陈仲溱游太姥山，出天门，在四壁环卫宽余处，见证了太姥墓，铭刻：“尧封太姥舍利塔”。第二年，即万历已酉年(1610)，谢肇浙在淫雨霏霏的二月游太姥山，他的《太姥山记》载：“过此豁然，别一世界，是为岩洞。石壁罗立，平园半亩，窣堵树片，石上太姥墓，似藏舍利所耳。僧流以为肉身坐化，乃卒不知太姥何人?墓何代?尧耶?汉耶?未可知也。”看来他对太姥思考的颇多。至清代，太姥墓仍是游人必访的一处名胜古迹，也留下不少诗文作品。

太姥墓塔是重要的人文遗存。在清代，太姥墓形制如一块小龛，上有题刻“尧封太姥之墓”等字样。太姥墓外观为一方石屋，坐东北向西南，以花岗岩方石叠加造砌，底基座稍宽，往上逐渐缩小，建筑面积达28平方米。民国时期加盖石屋，塔前陈设供桌、香炉，整体石室形成一个立体梯状。相传太姥娘娘为尧帝之母，故舍利塔正面刻有“尧封太姥娘娘舍利塔”。门楣立于左右两边石门框上，留门额加外框，中间阳刻四字“太姥娘塔”，左款落“民国甲申小春”，右下款落“住持僧进杭立”，款为阳刻，均为行书。门楣上深刻凿沟等简单的装饰纹样，室顶仍以石镇，左右和后壁并留有出水槽。室内正台设石龛，立太姥舍利塔，状如葫芦。龛门置阴刻行楷楹联：“姥峰耸秀留仙迹，宝塔重新耀法身”。塔顶匾额：“法身常住”。主梁镌：“民国甲申年立”。室两壁还各置一石龛，显得宽绰。人们奉太姥为神明，太姥山以佛、道为主，山寺僧进杭仍修建太姥娘墓，其宗教的融纳包涵之广大，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太姥山古老的传说，在平兴岗砌成的太姥娘娘雕像，为目前省内最高的石雕塑像。

作为民间文学的非物质文化，太姥娘娘传说经太姥山周围当地群众通过世代口耳相传，家喻户晓，流传广泛，并成为了经典的民间传说。传说与自然景观相互映照，体现道家天人合一的境界与思想。

太姥娘娘传说的文学价值在于民间口头流传丰富性与多样性，故事情节生动，富有想象力，反映了太姥山早期道家文化的存在。其历史价值在于为民间文化学者考究古代典藉记载人物提供了依据。另外，民间有“下海求妈祖，上山拜太姥”之俗，符合人们的早期愿望和理想。太姥娘娘传说大大丰富了太姥山文化内涵，是太姥文化的核心灵魂。

福鼎民间山歌

2013年1月，福鼎民间山歌入选第四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正月采花采山茶，洋中百草正开芽;释迦云头放茶籽，杯杯泡出牡丹花。”在福鼎桐江溪畔，民间山歌手采用对唱、独唱、群唱等方式，一展歌喉，尽情讴歌美好生活。

福鼎民间山歌是做为一种群众性的文娱竞赛活动形式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山歌内容来自生产生活、个人情感和社会见闻等，有很强的生活气息。福鼎民间山歌主要有：《太姥山景地歌》、《送郎诗》、《手巾配答古诗》、《花会诗》、《八仙歌》、《十里亭》、《山没骨》、《凤娇弹琴》、《七星纸记》、《唐伯虎》、《再生缘》、《十五镇二十四山》、《酒诗》、《老十字诗》、《十二月采花诗》、《刘奎碧招供》、《溜仔诗》、《蛇豹诗》、《桐城十九村泡茶诗》、《送郎诗》等。近几年来，由山歌手收集整理传统篇目有五六十首。

其中代表性歌曲《太姥山景地歌》：“要唱仙都太姥山，三百六景出南关。太姥三百六十景，三百六景真出名。要唱仙都太姥山，山中景致有人贪。山溪十岩二四洞，五十四峰唱人听。太姥山头好唱诗，海上仙都真稀奇。汉武时就封第一，旨封名山天下知。金龟爬壁想登天，仙人锯板几千年。七星洞内关奇石，九鲤摇摇想上天。太姥山头第一尖，山中景致一排连。蛤蟆去咬金钱树，千古万年在井边。”具有地方特色，体现了传统内涵和歌手的创造性。

福鼎民间山歌形式上多七绝、五绝，或者长篇七言，以七言为主，得益于古代旧体诗，是古诗在民间的发展。山歌可唱可诵，现有歌手会唱诵几首、几十首。山歌格式没有什么限制，自由活泼，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你先唱诵一首，我回唱一首，然后双方轮流一首紧接一首地唱诵下去，到最后一方没有歌可唱了就结束，输赢分明。民间歌手见景出诗，能够临场发挥，现编现唱。山歌以体现语言俚俗、分节带韵、无定式无定字的特点。山歌的人文性体现在民间山歌对生产生活的提炼，给人以娱乐。

福鼎地处闽浙交界，靠山面海，气候温和，土地丰饶，适宜居住。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福鼎人文始于汉唐，并与境内各氏族的播迁紧密相连，有史书、宗谱等文献表明，福鼎氏族在唐宋间有过大迁移，明清之际，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境内，促进了包括民间山歌在内的人文的活跃。福鼎民间山歌主要使用福鼎方言，有自己的独特鲜明个性，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同时使用闽南方言，都说福鼎的民间山歌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并在明清时期不断发展，在民间流传下来。就其使用的形式来说，山歌多采用类似于七律、七绝，有的更长，像唐代的长篇叙事诗。它的出现应当是和民间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通过世代口头相传，不断获得了发展。

通过传承发展，福鼎出现了不少民间山歌手，在春节、三月三、七月七和假节日中自发形成歌会，久而久之，形成对山歌的节俗，成为福鼎民俗活动重要部分。福鼎民间山歌具有文学价值、人文价值和民俗价值，是民间音乐与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其思想内容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情感愿望。

西昆祭孔典礼

2010年3月，福鼎管阳西昆祭孔典礼入选第三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西昆村是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有众多独特的风俗，做为江南第一孔姓后裔村，祭孔典礼成为西昆村的文化特色，已列入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往西昆的车循着山道行进，一股夹杂着青草味儿的凉风袭来。管阳西昆村，位于福鼎与柘荣交界之地，曾是福州、福安、霞浦、柘荣等地与浙南往来的交通要道之一。全村有480户，共两千多人，而孔姓就有百来户，六百多人。据《孔姓家谱》所述：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名克伴，明洪武元年(1368)征克福建，世袭右卫总旗。其后裔希顺袭补福建建宁右卫。永乐二年(1404)改屯长溪(治在今霞浦)柘洋里(今柘荣)。康熙年间，孔子第六十四世孙孔尚荣、孔尚志兄弟迁居福鼎县十七都西昆村，发展成至今的孔子后裔聚居村。

西昆是寻常又不寻常的村落，寻常在它就是我们日常所认知的村落，丛生的芳草，相闻的鸡犬，还有质朴闲聊的村人。而它的不寻常在于可以明显感知到一种气韵，一种厚重，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岁月底蕴。古庙与百年古厝错落分布，石板草泥路穿插其中，田野阡陌纵横。尤其是灰白斑驳的古厝外墙，爬满了薜荔，晒落了一地的碎光，晃荡了时空。

这里留下多处传统古建筑，孔氏家庙是其中之一，祭孔典礼就在这里举行。西昆的家庙坐西朝东，始建于顺治甲午年(1653)，正如《论语》所言：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古人建筑讲究中轴对称，以寓方正威严之意，孔氏家庙中轴展开，外墙岩石叠磊，屋檐飞展，气度俨然，让人油然而生一种任岁月变迁、我自岿然不动的气魄和骄傲。现今孔庙的前面是一个大广场，正面对着这里的最高峰狮子山。大门石构，正中门楼书写“孔氏家庙”。大门旁一对石狮子，再两旁立有清光绪癸巳岁贡孔广敷等的旗杆石夹。跨进家庙大门，昂头可见到清乾隆皇帝钦赐的“至圣裔”金字牌匾。家庙内有戏台，戏台顶的藻井呈八角形，雕刻精美。正厅是族内重大活动的主要场所，面阔五间，进深四柱。正中为2006年刚立的孔子像，像前有香案。孔子雕像映着灯光，面容光洁，他的神圣让人产生敬畏感。

祭孔是华夏民族为了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举行的隆重祀典，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最初祭孔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二次。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相传为孔子诞辰)举行大祭。典礼开始，高喊：启户。家庙金铆红漆大门缓缓打开，锣一声长鸣，钟鼓震荡，见祭师们先鱼贯而入，其后他人紧随其身，像走进一个礼乐和鸣的理想王国。参加祭孔的西昆后生们穿戴红、黄、蓝、绿、橙等各色明朝服饰，每九人一排，共九排(意九九归一)组成“孔子巡游”方阵，整齐地站在孔庙殿前。众人按照辈分排序入庙，卑者在前、尊者在后，年老在前、年幼在后，各有路灯前引，大家步行至孔像前，众人归位，钟声静止，而后钟鼓笙箫齐奏。其音乐不同于流行乐的轻薄，摇滚乐的喧闹，它有着交响乐的庄严，古典乐的典雅，还有民乐的古韵，不由静心生敬，敛容去躁。

有幸来到西昆，亲身感受庄严肃穆的祭孔仪式，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依着柱子坐下，先看着孔子作揖慈颜，再望着青瓦屋檐，最后闭上双目，闻着檀香余味，任人群往来，神游天外。

“三月三”

2013年1月，方家山畲族“三月三”歌会入选第四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是太姥山镇的方家山畲族村，环境优美、景色怡人，令人留连。然最让人难忘的是畲族“三月三”。

传统畲寨一片沸腾。“三月三”是方家山当地畲族同胞传统佳节，歌会场景盛大。这一日，歌如情，人如海。本地畲族同胞前一日就为过三月三而难以入眠。当日，福鼎双华、浮柳、牛埕下以及浙南和闽东的福安、柘荣、霞浦、蕉城等地的畲民歌手都赶来参加，一展歌喉。“三月三”是畲族民俗活动，以唱山歌传承本民族的歌谣，方家山村借助太姥山、九鲤溪、杨家溪等地理人文产业优势，每年都要举办农历“三月三”歌会。

方家山畲族行政村，位于风景名胜区太姥山境内。村寨民风淳朴，自然生态优美，交通便利畅通，畲族服饰、语言、饮食、民俗等民族元素保存完好。畲族主要分布在孔兰、横坑、上塘、下楼、后门垄等五个自然村，近几年来已逐步搬到集中村来居住，形成具有畲族特色的村落。

“三月三”其传承沿袭先祖遗俗，传承者主要为聚居于方家山雷、蓝、李、钟等畲姓同胞。钟姓，为颖川郡，据其家谱载，钟氏二十一世有钟明远派下派居福鼎方家山下楼，即今田楼，明远原居福鼎白琳牛埕下村陶碧山。历三代至启华，于乾隆年间迁居八都镜坪田楼，是方家山迁居之祖。传到“金”字辈，为三十二代。蓝姓，据其家谱《泰顺大洋坑世系图》分析，第六世之祖有应亮者，于康熙戊子年(1708年)迁居泰邑六都大洋坑立业。传至第九世有明显者派下钟但(1756—?)，迁徙福宁府后溪。第十一世道此。第十二世永昂，字星垣(1878—1961年)，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九顶迁居福鼎八都方家山三罗洋。李姓，其宗谱《浙苍华阳牛角塆改之麒麟村第七次联修族谱》载，鸣贯公第九世次子承佳(1823—1905年)，居孔岚横坑，为迁居之祖。传近三代“有—学—绍”辈，“绍”为第十三世。

唱畲歌是“三月三”的主要内容，畲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畲族人民在长期的劳作实践中，把对生产生活得到的经验和认识提升为朴素的歌言，用传唱的形式把它传承下来。因其地处于太姥山，受地域方言影响，人们听调就能确认这位歌手来自哪个畲乡。方家山畲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劳动歌、时政歌、歌俗歌、情歌、生活歌、小说歌、仪式歌、杂歌等大类型，每个大类型中还分为若干小类型。

“三月三”畲族家家户户都吃传统的乌米饭，乌米饭用乌饭茶的叶子煮汤将糯米放在汤中浸泡，米捞起放在容器里蒸熟。这种饭看起来乌糟糟不起眼，吃起来却香喷喷，吃了还想吃。如果加上山间野味，香菇、木耳炒一炒，那味道更是美极了。

方家山畲族派衍有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岁月，他们操畲语从畲俗，沿习先祖遗歌，形成“三月三”习俗，是畲族群体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具有厚重的传承渊源。

江记鱼片

2013年1月，桐山江记鱼片制作技艺入选第四批宁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鱼片，也称为“鱼羹”，取上乘的鳗鱼或鮸鱼，去骨，将肉绞碎，和上一定比例的精细茹粉、姜末、葱花、盐精、白糖，揉匀，清水煮沸后，将鱼片捏成片状下锅沸浮舀起，佐以酸辣，即可食。煮法简单，食之柔韧味美。在我的家乡桐城，传统还将鱼片与“水粿”合煮，称“鱼片粿汤”，堪称小吃之一绝。

说到鱼片，许多人都认为：那不就是用新鲜鱼肉切成的薄片么?其肉质鲜嫩、色泽晶莹，没啥稀奇，因地域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制作方法自然也多元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日渐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蒸蒸日上，现如今即使不在沿海地区，你也能在大街上看到琳琅满目的鱼片店，口味是一家比一家纯正。大江南北的鱼片，名字之多叫起来也颇有讲究，有花椒鱼片、五彩鱼片、口水鱼片、醉菊鱼片、龙井鱼片，川味水煮鱼片、武汉双黄鱼片、兰州罗锅鱼片、山东软溜鱼片、山西湛江鱼片……

这里，我要介绍的是福鼎的“江记”鱼片，街头巷尾，只要提及小吃，无人不对江记鱼片耳熟能详，它的独特在于，不论从外形还是制作方法上，都与上面所说的薄片颇有不同，它并不是名副其实的“片”，而更倾向于“丸”的概念，但较之丸而小巧玲珑，不带馅，是长条形的，不盈一指粗，口感偏脆，咬起来有嚼劲，也就是我前面介绍的鱼片了。除此，“江记”还研发出了鱼丸、燕丸、酸辣川汤、鱼燕饺、金牌肉筋等一系列让人为之叫绝的美味小吃，大大的满足了寻求更好美食的“饕客”味觉。鱼丸的做法是将鲜鱼肉剁成泥(也可用绞肉机绞)，加清水、精盐调和，倒入盆里猛搅20分钟左右，加入干淀粉用力再搅成粘糊。另外，将猪肉剁成肉酱，虾干切末，葱切成细末一并倒在盆里，搅成肉馅，然后，将馅包在鱼羹糊中，再用大拇指和食指挤出丸形球，放在清水盆里。当鱼丸包制完毕，应以冷水微火煮熟捞起。其他的我就不再赘述。

说来也怪，但凡来福鼎旅游，不论是东西亦或是南北方的游客，尝过福鼎小吃后，无不竖起大姆指称绝，说那味道之妙、口味之独到，不是嘴里能说得清的，而是拎得心里头来劲儿，那感觉好比遇上多年不见的老友，非嚼到心坎儿不可，然后不尝尽所有小吃还不肯罢休了，两字：就是“对味”。记得有一朋友来这里做客，我请他请完鱼片、牛肉丸，已是大汗淋漓，辣得嘴上“咝”“咝”地叫好，却直道“可惜、可惜……”我问他怎么可惜了，他说“这肚子太不能装了，我还想再尝尝别的小吃呢!”一幅意犹未尽的样子，“得嘞，多住几个晚上呗!”就果真为此多住了几个晚上，由此可见福鼎小吃的不一般了。

饮食讲究色、香、味、形。且说福鼎的江记鱼片，先从“色”和“香”说起，鱼泥和上味精、糖、姜及相应比例的香料，与隐隐约约的鱼筋脉络完美搭配，皎白色鱼片在翻腾的沸水里上下鱼跃，似活生生的小白鱼在大海的浪涛里闯荡，盛起来放碗里时，又有如丰腴肥润的绝代美人，优雅地沐浴在汤里头，看着便垂涎欲滴了。再说其“味”，在清汤里撒些许香菜，既去了鱼的腥味，又增加了美感，韧性弹牙的鱼片配上辣嗖嗖的汤，加上白醋，那真叫一个绝。它最富有动感的地方还是在这个“形”字上，不是说它的外形，而是在吃鱼片的时候，坐在雅致的餐厅，你还可以享受师傅一手拿起毡板，板上是一团有附着力的鱼泥，一手执小快刀，临着一锅的沸水，飞速地在鱼泥上临空来回飞舞快刀的绝美功夫，快刀巧手，手法敏捷，刀法绚丽，刀锋所过，鱼片瞬间便被划为寸条，赴汤蹈火般毅然投入沸水的怀抱，整个过程虽然只有数分钟，却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一番，要不，怎么能称之为福鼎小吃的一绝呢?

妈祖信俗

福鼎妈祖信俗2010年3月列入宁德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信仰是一种能量，是一道力量。这在妈祖信俗中得到印证。福鼎沿海民众信仰妈祖，由来已久，且规模盛大，在民间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凝聚力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渔民往往自发朝拜妈祖，形成庙会。

在硖门畲族乡沿海，有一个渔村叫赤屿，屿上有妈祖庙。当地的妈祖信俗以巡境历时长、涉及村庄多为特色。当地渔民把妈祖出境巡游叫作“妈祖婆作人客”。正月初三，妈祖开始出境巡游，队伍前呼后拥，彩旗飘动，锣鼓喧天，场面壮观。要达到百个村(包括自然村)，到哪个村，由村头人接待，停留半天，全村吃斋半天，这样轮流持续到当年七、八月间，待看好日子，举行“归宫”仪式，又是一次彩旗飘动，锣鼓喧天，场景壮观。归宫后又要做“圆满”，即请道师做道场三天三夜，有时延长到四、五天。有的做到十月间才偃旗息鼓。此间每个月要“做福”，在三月二十三日即春祭妈祖升天日都要做“社戏”，放在宫中开演，以答谢神明。

福鼎妈祖信俗源远流长。经过百年传承发展，与地方风俗相融合，形成个性鲜明的地域色彩。

据嘉庆朝《福鼎县志》载，清雍正十二年(1734)各府、州、县就奉文一体祭祀妈祖。乾隆三年(1738)，又奉引春秋二祭，说明福鼎有关妈祖祭祀传承历史久远。

福鼎妈祖庙会祭典仪式在广场上进行，它包括“迎神”、“盥洗”、“上香”、“读祝文”、“行三献礼”、表演“三献之舞”等，其场面庄严肃穆、古朴典雅，吸收佛道及宫廷祭典仪式的精华，精心制作融为一体，堪称祭典之杰作。奉行春秋二祭，即每年在三月廿三日妈祖诞辰和九月初九始祖羽化升天日，仪式开始时，将妈祖神像移到供宫前，配备二名宫侍女，手执掌扇和宫灯分立两旁。祭坛设供品，左边置“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弘扬妈祖文化”装饰品，右边置形象逼真的根雕艺术品，宫门正中挂“妈祖春(秋)祭典礼”。祭典承古例，设礼生二人，坛前左右分立。在三献礼中，穿插舞蹈表演。待到巡境时，仪仗队在大锣连续敲击中，各执清道旗、警跸牌、掌扇、黄伞等仪卫，簇拥着妈祖銮驾，伴着乐声，拥着彩帜，徐徐前行。队伍浩浩荡荡，銮驾所到之处，人们焚香顶礼，祈保平安。

妈祖信仰显圣色彩，在民间还有多种版本。相传硖门的青屿岛历来充满神秘的色彩，屿顶红树林中立一座由石块叠砌的庙宇，供奉海神，每逢出海日，渔民上岛焚香祈愿，以求吉利。据老渔民说，大约在清末至民国年间，有海盗在嵛山沿海一带出没，并经常到青屿村抢掠财物。渔民不堪其扰，上青屿祈求海神庇佑。一天海盗又来扰攘，只见岛屿刹那间似有天兵天将降临，旌旗摇晃，擂鼓呐喊。海盗见势不妙，匆忙离去。此后，青屿沿海匪患平息。人们为了纪念海神，每岁都来祭拜，习俗沿续至今。

妈祖是受到渔民崇拜的海神，放舟东南海岸，碧波无垠。福鼎的沙埕、敏灶、巽城等地的妈祖也形成盛重的庙会，寄托着数百年来人们对妈祖的崇拜和信仰，也是当地居民对过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的渴望。

前岐马灯

2008年8月，前岐马灯列入第一批福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2月，列入第四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7年6月16日，第七届中国·太姥山文化旅游节暨首届中国白茶文化节隆重举办，在大型民间民俗文化踩街表演中，前岐马灯表演场面壮观、气势恢宏，观众为之倾倒，搏得阵阵喝彩。

前岐马灯属于民间表演艺术，在我市乃至闽东都堪称首屈一指。马灯表演时按阵图进行，主要有《内外城》、《交云操》、《五个螺》、《卷花心》、《钱棍曲》、《蝴蝶操》、《梅花操》、《顿营》、《洗马》等十多个场景。每个场景相对独立，而又前后相承，融会贯通。其表演技艺娴熟，浑然一体。

前岐的马灯与妈祖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据说在清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749)，乾隆帝颁发了一道圣旨：每年春秋两季要对妈祖天后娘娘举行宫祭，春季在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即传说妈祖的出生日，而秋季则在农历九月初九日即妈祖的升天日。祭祀时，妈祖天后宫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香气缭绕。仪司和头人们正虔诚地祭拜。宫里宫外都是彩帜，伴随着锣鼓声响，人们举行妈祖巡境，轿夫抬着妈祖金身上路，随后跟着仪仗队、彩旗队，鼓乐队，浩浩荡荡进发。在整个庆典仪式中，还伴随有各种戏剧、曲艺、杂耍、游佛、对歌、烟花等活动。在如此众多的民俗文化浸染下，前岐马灯孕育而生，为天后宫祭典仪式锦上添花。

马灯精彩的表演，吸引邻近乡村和外乡镇甚至其它地区的群众来观看。许多人为了目睹前岐马灯的风采，千里迢迢地赶到前岐。有的还派头人来请去打马灯。因为马灯与妈祖天后娘娘存在这种渊源关系，民间认为，马灯是吉祥物，在春节期间打马灯，给一年都会带来平安、吉祥，过上一个丰收年。所以前岐马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间文化底蕴，这是它长久以来长兴不衰，并发展到今天鼎盛时期的根本原因。

当然，前岐马灯从开始发展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波折、艰难的过程，主要是费用的问题。当时，妈祖天后宫举行庆典，其经费都由群众集资，是一种自发性的民间行为。直到清同治七年(1869)，地方政府出面，决定把明矾出口费用每百斤抽两文钱，用于供奉妈祖春秋两季的经费。正是有这样的物质基础，前岐马灯才能组织起来，出现了不少制作马灯的民间艺人，他们善于学习，借鉴外省经验，勇于创新，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加以补充、创造、制作、编导，并初具规模。

前岐马灯组建至今已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其间兴衰更替起落，缺乏记载，具体情况不详。解放前，马灯处于最低谷。直到1956年，马灯在新中国重新获得生机。五十年代的编导、作曲、制作人员现在健在的不多，只有司鼓及顾问陈廷坤、原马灯团团长夏朝续、编曲兼音乐组长陈克焕等老艺人还健在。后起之秀，有制作的王传经，导演杨丽辉、夏菊云、李美文，音乐组的后台演奏敖日供等艺人，以及现任马灯团团长林永忠，为前岐马灯不至于失传做出了不懈努力。并为宏扬马灯文化和妈祖文化不辞辛苦，尤其在春节期间，组织演员到各地表演，形成一项特有的民俗活动。现在前岐马灯整场表演突出三大特色，第一，制马技艺高超，马的形象栩栩如生。第二，马灯表演按阵图进行，共有十三场，同时又与传统曲艺，故事演义相结合，有一定情节和内容。第三，表演与说唱相结合，马灯表演又与歌伴舞相结，形式、造型达到多样化，取得舞台表演效果。

来源:贯之、冯文喜、江山红、刘敏、王丽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