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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鼎县名的来历问题,本人完全不赞同周梦虞先生提出的来自于太姥山覆鼎峰的说法①,不尊敬周先生,也无法抹杀周先生在福鼎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观点可以商榷,人格不能贬损。
周梦虞 字桐崖,号遁庵,别号遁庐老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生于福鼎秦屿。光绪十年(1884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第二年应省试中副贡。
一介书生周梦虞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在废科举前于光绪十四年任福鼎桐山书院山长。创办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桐山书院是福鼎第一个官办书院,声望很高,都是选择最优秀的资深人士担任山长,周梦虞能担此任,可见他在当时福鼎教育界和文学界的地位。科举制度被废后办学堂,他改任桐山小学校长。教育制度变革,周梦虞经历了这次新旧的交替。新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须要艰难的探索和开拓,历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周梦虞等一批“寻路者”身上。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不仅需要学识,更需要胆魄。发生在民国三年(1914年)的一件事,叫他坐了一回牢。 那时他继续担任桐山小学校长,县知事赵士鹏私下将原桐山书院的“膏火”、“宾兴”两项学租据为“官俸”,他据理力争,赵士鹏诬告他为惑众“匪首”,他被捕进省狱。幸好时任国会议员的老乡朱腾芬出面干预,他才被释放出来。 关于办教育的话题,历来艰难多于顺利,忧愤多于喜悦。周梦虞因力争教育经费而下狱,令人想起武训(1838~1896年)乞讨办义学的故事。这位原名武七的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人,少孤贫,自恨不识字,决心修个义学为贫寒,但力量有限,用乞讨的办法买地设义塾,历尽了千辛万苦。 周梦虞与武训的遭遇不尽相同,但悲壮的内核相似,他们各自背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充满荆棘的荒野里艰难地寻路。 我愿意以乐观的态度来审视悲壮。“寻路者”的形象是高大的,因为他首先是勇敢的,勇敢地追求进步和正义。追求中充满生命的欢乐,生命的意义在追求中高扬。 正义战胜了邪恶。周梦虞从狱中出来后继续他的教育事业,受聘为福宁中学学监。民国六年,福宁中学改为省立第三中学,他被福建省教育厅委任为校长。任上,整顿校风,并延请名师执教,校誉蒸蒸日上,闽东北学子纷纷负笈来读,盛极一时。 后来,由于教育系统内新旧派纠纷,他辞职回福鼎,先后担任劝学所学务总董,教育会长,教育课长。 这期间,福鼎教育的现状再一次把他推到历史舞台的前沿。 旧学被废,新学未兴,那时候的福鼎教育相当落后,只有几所完全小学,知识青年要继续深造,须经海路到福州、三都或温州等地求学,经济负担沉重且极为不便。于是周梦虞站出来呼吁创办中学,并为之竭力奔走,但没有取得政界商界实力人物的支持。民国十四年(1925年)和十六年,福鼎各界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士,先后两次成立“初中筹备处”,周梦虞分别担任委员和主任,多次向国民党县、省政府陈述举办福鼎初级中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终因经费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未实现。 其夜昏昏,其路漫漫,但寻路者没有停止跋涉的脚步。 民国廿七年,以林锡龄为首的24人,联名给县长陈廷桢呈文,要求创办福鼎初中。批文未下,他们决定成立“学校董事会”,办私立北岭初级中学,推周梦虞为名誉董事长,创办了私立北岭初级中学。“多年夙愿,成为现实,老人欣慰之至。”② 这所私立北岭初级中学就是现在福鼎一中的前身,当时的创办,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今日的福鼎一中成为省重点中学,通过了一级达标验收。满园春色,桃李芳菲,其中浇注了多少仁人志士的血汗啊!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历来是他们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周梦虞无疑充分具备了这个优秀品质,我们从他与旧官僚旧习俗作斗争,从他孜孜不倦于教育事业,从他在不可能情况下追求可能的一系列行动中看到了他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在他身上看出了顽强、坚忍的民族精神。 周梦虞诲人不倦,毕生为教育事业尽瘁,造就了大量人才,同时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据称:“所作诗文,典雅赅博,不落恒蹊,被福鼎文学界推为泰斗。”民国廿一至廿五年主修《福鼎县志》,并续编《北岭文献搜遗》十卷,作为县志补遗。晚年加入广东“壶社”和江苏“虞社”,所交名士遍于海内外,诗文往来,唱和无间。生平还著有《绿满窗诗草》、《遁庵诗文集》、《古雪斋集》、《遁园笔记》等。 周梦虞于民国廿九年逝世,享年75岁,据他的学生方正等撰文回忆,他在弥留之际,写了遗书,嘱其子孙:“头可斩,身可死,汉奸断不可为。抗日必胜,建国必成,但恨余未能及见,昔陆放翁有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汝等可依照办理,为要。”700多年前,一代爱国诗人陆游念念不忘收复中原的民族悲愤与世长辞,写下了那首充满血泪的《示儿》诗;700年后,周梦虞恨赶不尽日寇的临终语,诉说着一位知识分子至死不渝的满腔爱国情怀。这样一位教育者的爱国心,足以让现在的教师们珍视。
注释
① 拙文《福鼎山高,县以之名》一文中已有充分的阐述。 ② 方正:《忆周梦虞、梦庄两位老师》,见《福鼎文史资料》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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