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子被男孩子吃豆腐了.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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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企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处于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国内和谐化是当务之急。必须解决政府腐败低效问题，以严刑峻法实行法治。
     我仔细研读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今年十月）公报，认为五中全会是共产党本质转变的开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日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郑必坚所提出的「国际和平化，国内和谐化，两岸和解化」的「三和理论」将主导共产党未来的执政理念。「国际和平化、两岸和解化」较易了解，我将另外为文讨论。我认为真正对中共执政基础产生冲击的将是「国内和谐化」问题，而这也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今天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是处在一个以片面理解的经济发展观为唯一导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资本主义阶段，而这个腐败阶段正是欧洲两百年前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床。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打倒了西方帝国主义，赶走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两百年前以及类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窘境。对外而言，这种单纯强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重蹈日本覆辙──出口激增、以邻为壑──带来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汇率的制裁。对内而言，各地政府放弃了本身职能，变成了个大商贩，招商引资、卖地筹资搞政绩工程，盲目发展经济，造成中国特有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大量浪费现象。
    表面上看，中国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长，但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全国省级统计数据约有四成水分，县级高达八成，如果再扣除环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计算，大幅缩水的GDP还要再缩减七成八，而且还以每年两千亿美元的利润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这种资源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费是先进国家日本的九倍，欧洲的五倍和美国的二点五倍。其他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镇有着严重的政绩工程等更是不胜枚举。
    这些经济表面现象的恶化还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中国社会在以简单的经济发展为纲的改革开放下，整个土壤变坏了，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举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国退民进式的国企改革让少数国企老总暴富，而同样贡献的职工却被贱价买断工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时，主流经济学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惊。他们认为民企比国企更有效率，所以应该进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现一些腐败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
              　　
              　　国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须郑重地申明，我谈的绝对不是国企或者民企谁有效率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相当多的案例显示，国企收购者贱价买断工龄，将下岗职工推向社会，由失去了国企的政府和社会大众来负担，但收购者将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或铲平工厂就地起高楼图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却由全社会负担，这就是我所批评的天怒人怨的改革。这些收购者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置下岗工人于死地，还能吃得饱、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横飞地大谈自己「产权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不懂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毫无羞耻心，甚至还睡得着觉。
    这个坏土壤所孕育出来的既得利益者处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虽然大学仍是公立大学，由政府补贴，但是政府却允许大学巧立名目、提高收费，让大学教职员中饱私囊，而其成本却由社会最底层的穷人负担，因为大学乱收费的结果阻断了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管道。但我们看不到一点既得利益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同情，反而以市场化为手段，以个人利益为目的，透过教改，大事搜刮，中饱私囊。更有甚者，在这个社会一切往「钱」看时，北大和清华的教职员利用前人苦心经营的校誉，搞了个北大系和清华系的企业集团，在股市上呼风唤雨，操纵股价，利用北大清华的清誉坑害股民，图利自己。
    类似的现象在医改问题上也是让人扼腕痛惜。所谓的「市场化」的医改措施，让穷途末路的病人挂急诊病号竟然要先交付保证金，否则放在走廊上等死，难道我们的医院连一点最起码的人性关怀都没有了吗？医改的结果，不止穷人看不起病，甚至连一般人也视去医院为畏途。
    此外，腐败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合谋，利用黑道对付手无寸铁的拆迁户的手法更是令人发指。为了逼迫拆迁户接受不公平的补偿，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殴打当事人，甚至威胁当事人的子女。在腐败的司法制度下，拆迁户投诉无门，甚至连主动协助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竟然也被利益团体利用腐败的司法力量将其入狱，置于死地。中国大地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当老百姓投诉无门而转向司法体系寻求正义时，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时候，司法机构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虚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团体勾结，侵害百姓利益。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损，因投诉无门而上街游行抗议冲击地方政府的时候，地方政府是什么处理态度呢？军警围剿甚而对外宣布是国外恶势力操纵，民众因而被捕下狱。你竟然看不到一点地方父母官解决百姓困难的情怀，那种人吃人的凶狠劲让人感到寒心。
    其他少数既得利益者剥削社会大多数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例如上市公司剥削股民、民企老板克扣民工工资等等现象，我们见得少了吗？
    这种人吃人的国家还配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把中国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家带到了这个绝境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块土壤出了问题，我们这块土壤的坏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仅见。
              　　　　
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我分析有三个原因使得我们的土壤变坏了。第一，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例如，以往被共产党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刘文采，最后也被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态度翻案了，原来他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几个大地主基本上都是这种类型，包括乔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所以才将这些古迹保存了下来。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最后，中国从来就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地方干部和恶霸在历史上一向为所欲为的传统到了新中国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执政哲学使得中国这一代人更往「钱」看，但是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
     就是因为这些改革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数弱势群体的现象太过严重，因此五中全会「国内和谐化」的理念就特别地具有时代意义。从我前面所分析的问题看，目前在这片坏土壤上以简单经济发展为唯一考量的发展观，已经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不和谐，而国内和谐化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停滞的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就充分说明，一个社会绝无可能在社会极端不和谐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而且不和谐的社会将使得政府的执政基础迅速沦丧，造成社会进一步的动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的不稳定、暴动的频仍以及经济的停滞发展，不正说明社会和谐的重要吗？在社会不和谐的危机之下，学者专家却仍然高喊着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的目标的理念将会如同菲律宾等国一样，使得中国经济体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誉

     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透过长期的法治化建设形成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应当是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须利用严刑峻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国资流失、以强欺弱、治安恶化、行政司法暴力、政府腐败和三农等等问题。可是严刑峻法的推动脱离不了各级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的执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来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机构的嚣张气焰，不但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为已经开始动摇国本。有这样的地方政府，我们还需要敌人吗？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国内和谐化的改革越发艰难。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整肃吏治，因为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难彻底解决老百姓痛恨的问题，也无法推动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
    其具体做法应重新定位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何谓正确的政府职能。各级政府的职能不应以经济建设为唯一的目标，更不是像目前各级政府一样的大商贩的身份。协调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只有解决好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但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样的廉洁和高效的政府。中国各级政府的全面腐败与低效率曾经引发了大面积的体制改革的讨论。一些食洋不化的专家学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监督包括民主（议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是体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监督能否到位还遥遥无期，而以简单经济发展为纲的错误思维已经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动汤和不和谐。
    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我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过肤浅所致。举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当时的香港有民主吗？有民意监督吗？有舆论监督吗？都没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体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就上门抓人以「不受欢迎的外国人」递解出境。这种威权体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洁与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类似。可是，亚洲其他地区包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引进了民主与舆论监督，但是政府的腐败和低效依然严重而不能解决。而这也是我为何主张单靠民主与舆论监督不能解决腐败与低效的主因，因为民主与舆论监督必须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发挥作用，而这也是为何民主与舆论监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国家有效而在亚洲大部分国家无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来自于英国人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流程式管理。那么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协议转让为例，如果规定要竞价拍卖，那么竞价拍卖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领导拍板决定。以往领导有很充分的空间去讨价还价，由于没有一个价格机制在，因此需求量是无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竞价拍卖就是一个规范的流程，减少了官员腐败的空间，而且由于价格的调整使得需求减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开竞价，港府官员没有贪污的空间。而如何补偿拆迁户都有一整套的程序，双方都没有议价的空间，因此大幅减少司法暴力和黑道威胁。
    最后我想提出，五中全会的「三和理论」将是继「三个代表」之后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个代表」一样肩负着不同时代的不同使命。毫无疑问，「国际和平化」及「两岸和解化」的推动，与「国内和谐化」的日益恶化，更显现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论」的迫切性，而解决「国内和谐化」是重中之重。在国内法治化的建设还未完成的前提下，我们应以严格流程化的管理解决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低效的现实情况，然后以严刑峻法解决人民最不满意的问题，才是各级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一，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只有苏联干过,其结果是经济崩溃,产生控制国民经济的资本寡头集团,这才有了后来的普金对尤克斯的大战。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张五常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萧灼基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厉以宁
              　　
   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萧灼基
              　　
   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事实上，股指2005年1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1200点下，考虑03/04年的大盘股上市，实际跌破700点。为什么不及早建言对信托责任进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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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怎么这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