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最早的学府草堂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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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月 文/图

书院后院被改建成了国民寺

书院前门的围墙残骸

布满青苔的周边城墙

前方一处平地便是跑马场了

　　在福鼎市秦屿镇屯头村委主任黄有利的带领下，一路颠簸，记者来到了离屯头村7公里处的草堂山山顶，也到达了行程的目的地，福鼎最早的书院——草堂书院的遗址。草堂山完全是由周边的几座小山包围着，东有容纳百川的东海，西有风景秀丽的太姥山，北面深处则为历史悠久的安福寺，而书院正前方则是一个跑马场。

　　据介绍，到草堂书院共有3条路，除了一条刚开辟的车行道外，当地村民最为熟识的还属那需穿行礼岙果园农场的石阶路，曾经这是上草堂书院的必经之路。此外，草堂山脚下还有一条叫“东京岭”的驿道，礼澳的村民要想到外地去都得经过这条岭，因而草堂书院交通显得十分便利。综观此处，青山绿水，深山藏秀，在古代定是可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又临近驿道，交通便利，确为学子潜心研习的绝佳之处。

　　风雨练磐石 千年坚守护“草堂”

　　步入草堂书院原址，跨过50厘米的破损围墙，走过石子小路，记者忽然发现，地表上有着许多大小各异的石块，或许是当初工匠希望能将房子盖得更牢固一些，这些石块被深深地扎入地层里头，经千年风雨洗礼如今它显得很是坚固。

　　由这些石块的分布可判断，书院建造之初的格式当为三进深院落，四周均设围墙。进入围墙内，左右各有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凉之地，按院落分布这应是天井大院之类。往里走的一片空地是书院的第二进———主院，住院正前方是大厅，足有4米宽，大厅两侧分别有2间仅2.8米宽的小房间。最后一排即书院的第三进，实为书院主人卧榻之地。

　　书院前后均有布满青苔的围墙遗存，左右两边也有地表石块残留，前后长约30米，左右宽约18米，整个书院包括天井等地共有500多平方米。见此，我们不禁心生疑问，那时还未为官的林嵩是怎样建起如此宏伟，如此庞大的建筑呢?

　　仔细想想，其实，这问题也并不难解释。草堂书院建至山顶，因此更是少人前来，土地自然不如现代这般昂贵难得，且前后围墙均为乱石砌成，做工极为粗略，不需耗费多少银两。另外，由石块的堆砌看来，各个房间并不大，许是因银两匮乏而草草建成的一间间茅屋，供藏书、阅读、习字等用途，也许“草堂书院”也正因茅屋而得名。

　　眼下，卧榻之地已被改建成了国民寺，庭院依旧，只不过繁茂的花木已成眼前的丛生杂草，徒留一地石子路，一段段残垣断壁，承载千年风雨的荡涤，见证千年沧桑的变迁，它们在执着的坚守中渐渐被人遗忘。

　　台阁占山巅 林嵩灵韵盈书院

　　书院的主人乃后来官至金州刺史的林嵩，他虽为霞浦县(原长溪赤岸)人，但福鼎却是他重要的一个人生舞台。他自幼天资聪颖，好学有大志，为了达到“学而优则仕”的目的，他于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3年)，在秦屿镇屯头村礼澳北山灵山(后称为“草堂山”)上筑草堂刻苦自学。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中了进士当了官。成长之时，其工诗善赋，才誉与公乘亿相等，在福鼎的人文史上他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其所撰《太姥山记》(明万历四十四年《福宁州志》、清乾隆《福宁府志》和民国《霞浦县志》《艺文》均有载)，已成为现在研究摩尼教的重要文献。

　　据林嵩个人生平事迹的相关史料记载，做官不久，他不幸遇上了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因自幼家居农村，深谙农民疾苦的林嵩不愿与起义军为敌，便弃官返回故乡，隐居在草堂书院，终日吟诗作赋，或垂钓蓝溪，畅游太姥山排遣愁怀。欲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彻底避开尘世间的纷纷扰扰。

　　听闻林嵩建书院之初，还在草堂自题一幅楹联：“士君子不袭唾余，时把海涛清肺腑;大丈夫岂寄篱下，还将台阁占山巅。”简单字句却气势磅礴，特别是后一句恰恰是其将书院建于草堂山顶的心灵写实。

　　静静地穿梭在草堂书院中，鼻翼突闻淡淡的人文气息，隐隐地，似乎可以感觉到自身穿越了时空，来到唐代，遇上了林嵩。看到他双手交叉背后来回徘徊踱步，看到他为社会动荡不安而一筹莫展寝食难安，看到他为能解一古人难懂之题而洋洋得意满面红光，看到他读书累时起身走到天井处伸伸懒腰放松放松，看到他茶余饭后走出书院，望向远方的秀丽河山而感慨连连……时而埋首习字，时而挑灯夜读，时而独对一盏孤灯发愣，时而提笔致友人诉衷肠。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林嵩独自一人在院落穿行，无论到哪诗书总不离手不离身，书院上空充塞着浓郁的书香与天井传来的清新的花香，但似乎期间还夹杂着些许的落寞与孤寂。只因，那时的书院和现如今的书院差距太大，林嵩所建书院仅供其个人读书之用，并无如传言所说的广纳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大家理解的“聚徒授学”的学院是直至后唐时期(公元940年)才开始出现的，而这时候林嵩已告老回到霞浦老家另建“梨花书院”了。

　　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社会初定，朝廷大肆招募有才之人辅治国家，酒香不怕巷子深，尽管远离尘世良久，林嵩还是被福建道观察使陈岩聘为团练巡检官。重踏仕途，林嵩从此与草堂书院割袍，不再踏入。其后，不少读书之人慕名前来一览书院真面目，希冀能从中得到林嵩“真传”，但渐渐地，许是嫌距离有些遥远，读书之士便不再前来，只是心中铭记。尽管如此，草堂书院仍注定成为福鼎后世学子心中的一座丰碑，激励着更多的读书人发奋求学。

　　传说验古今 草堂兴废的晦涩故事

　　随着林嵩的离去，草堂书院也逐渐淡出人们的印象，相关的资料也毫无记载，要想知道原委便只能借助民间传说。

　　黄有利告诉记者，20多年前，村里来了一位白琳的民间艺人，他时常在村里上演关乎草堂书院兴废的戏剧。戏剧中讲到，林嵩离去后，书院不知何时变成了白蕉寺，陆续有僧人进驻修行。在一段时间之后却又被白姓恶人盘踞，此恶人以修行之名，遇到女香客或是过往“东京岭”的女行人便动手强抢，藏在后山的7个洞穴之中，供自己淫乐，遇到男的则抢去钱财等值钱之物。为扩张势力，此恶人还四处招兵买马，并在不远处的跑马场练兵，专门对付无辜村民，附近村民闻此草堂山莫不闻风丧胆，惊恐连连。

　　恶人终有恶报，在横行乡里多时后，终于被朝廷知悉，一原籍为秦屿潋村(冷城)当时担任监察御史的杨姓官员被委派了下来。双方对峙之时，发现二人竟然是同一时间考取进士的同窗。看着同窗好友，杨姓官员并未立马短兵相加，而是坐下慢慢聊着。

　　此时，正当午饭时间，杨姓官员无意间拉动了膳食堂中的一根绳索，猛的一阵“哗哗”声，从后山洞穴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被掳女性。杨姓官员这才发现自己错信白姓恶人，但为时已晚，恶人发现自己罪行败露后发动手下将杨姓官员五花大绑地悬空在了寺院的烟囱上。杨姓官员无比愤慨与后悔，许是他的悔意感动了上苍，一阵狂风刮来，他被刮到了后山上，虽摔伤了腿，但也总算侥幸逃过一劫，后来他回到朝廷，率领兵马前来剿匪，百姓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但对于这样一个有些令人骇然的传说，屯头村的村民们觉得是段挺不光彩的过去，大伙几乎只愿提起林嵩筑草堂勤奋读书的过去，而不愿涉及那段晦涩的却又带着真实元素的传说。

　　千年难追溯 一声无人铭记的感叹

　　恶人已没，村民仍心有余悸，始终不敢上山，白蕉寺在众人的胆怯中慢慢没落，更遑论是寺院的前身草堂书院。相关史料也并无记载，参考以上的民间传说记者查阅了《福鼎县志》，发现潋村杨氏一族中，却有一人中进士后担任监察御史，即杨惇礼，此人于南宋绍兴三十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

　　如此推测，也就说明始建于唐代的书院应于南宋时期或是更早的时候荒废，这点我们似乎还可以从当地《福鼎佳湾陈氏族谱》崇祯九年的谱序所载得到旁证，“陈氏六世祖明末清初地方文苑名士陈淑孔涉水秦屿求学，遇海难，七十三葬身鱼腹。”这样的语句描写的意思再清晰不过，如果草堂书院还在，或是后人重修书院，相信没有人会愿意舍近求远跋山涉水走上漫漫他乡求学路。由此，我们从传说中似乎又得悉了一些关乎书院的信息。

　　1998年，书院原址上兴建了一座寺庙，草堂山这才吸引了广大村民前来驻足。听闻这里的菩萨特别灵验，每年初一十五前来烧香献祭的人蜂拥而来，多的时候食堂得摆上30多桌的斋菜供香客进食。许多生意之人求财保平安后发现真有起效，便主动解囊，资助修建了一条从屯头村直接到山顶的车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