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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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我的父亲鲁丽生，诞生在古城桐山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父亲三岁的时候，祖父被生活所困，投水自尽。自此，一家五口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父亲辍学于小学，从少年时代起就在苦难中开始了他坎坷和历经磨难的一生。

　　父亲育有一男四女，我是最小的一个。与哥哥姐姐们相比，我总觉我是家里最“不幸”的一个。因为从孩提时代开始，我就没有享受过如山的父爱，在我初懂人事的时候，父亲便在我们民族空前大劫难的腥风血雨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没有尽头的批斗，旷日持久的隔离审查，我们家那座始于清朝传了五代的破平房一直是阴霾笼罩。到了1970年，我们家的天，终于塌下来了。父亲被以“贪污罪”判刑，送往劳改农场，据说其“罪”之大，差点上了死罪。直到阴霾散尽的1978年，父亲才得以平反昭雪，以风烛残年之躯回家安度晚年。那一年，我考上了幼师，开始了我灿烂的人生，却不能侍奉于他老人家的左右，以尽女儿的孝道，以享父女天伦。父爱，又一次和我失之交臂。

　　1989年，父亲终于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路，留给我的只是无尽的梦呓中的思念。

　　父亲的一生既坎坷，又传奇，他有过辉煌，又历经磨难。在他诞辰百年之际，我再一次用颤抖的双手捂住隐隐作痛的心扉，走进他的人生……

　　辍学后的父亲，和伯父一起，开始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兄弟俩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生活的贫困，造就了父亲的节俭，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好像天生就有一副侠肝义胆，慷慨大方，自已穷，却时常接济别人，以致人缘极好。父亲的聪颖、勤奋和人缘，使他慢慢的有了积蓄，到了快解放的时候，桐山南门的鲁家已是殷实人家。

　　父亲外出谋生时期，接触了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初步了解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回到家乡后，他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抵制日货，推销国货，经常为中共鼎平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提供各种资助。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全身心的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那时的福鼎，百废待兴，父亲以他的热忱和慷慨，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动员和带领全城的商家投入到振兴福鼎经济的建设中。父亲牵头组建了新中国福鼎工商联，是福鼎工商联的首任主委，他把自己连同伯父的所有积蓄用于投资创办企业。1951年，他创办了福鼎火力发电厂，还无偿投资支持福鼎北海酒厂、福鼎印刷厂、福鼎新生百货商店、福鼎中天医药店等企业的开创。他把自己连同伯父的所有积蓄计达9100万元(当时人民币币值，下同)投资到创办企业上。

　　有两件当时福鼎妇孺皆知的义举，可以足见父亲的品格。

　　抗美援朝，父亲积极发动工商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自已带头捐款达2500万元，还主动购买大量建设公债券头等奖金500万元，连同母亲的全部金银首饰都捐献给国家用于购买飞机大炮。我们家在南门有一溜祖传的门面房，父亲半卖半送给政府作为桐南街道居委会的办公用房。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位被政府和社会尊重、为繁荣地方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知名开明人士。

　　1956年，父亲出任公私合营福鼎火力发电厂私方厂长。同年，出任福鼎政协常委、县工商联副主委、县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组长。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煤炭供应不上，电厂改用木炭发电。而木炭货源紧缺，1960年，父亲毅然决然的挑起了木炭采购的重担。他不辞艰辛，带领运输人员爬山涉水，深入边远山区，寻找货源。木炭采购运输异常艰苦，山区烧制木炭村民生活十分困难，父亲在征得领导同意后，从电厂拨出专款，用于接济村民生活和补贴运输人员的伙食。他自已风餐露宿，节衣缩食，时常深夜归家，清晨离去。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中，那年月，运输木炭的司乘人员是我们家的常客，家里仅有的一点菜肴几乎都让父亲用以接待他们。由于他的努力，电厂一直没有中断发电，保证了当地工农业生产供电和全城百姓的正常照明。然而，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大祸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是个怎样黑白颠倒的年代，父亲用于接济村民和运输人员生活的经领导批准核销的2200元专款，竟成了他“贪赃枉法”的“罪证”，此后，蒙冤受屈的他度过八年的铁窗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时代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父亲的冤情也已大白于天下。父亲早年以散尽家财的义举致力于福鼎工商业的振兴，走的时候没有任何积蓄，祖宅依旧，平屋数间，而且几近家徒四壁。但是父亲却给他的儿女留下了无私、爱国、光明磊落的精神财富，留下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民族情怀，留下了在福鼎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足可浓墨重彩的感人事迹。所有这些，已经成为我们鲁家后代的精神支柱，激励我们前行，教育我们应当如何做人、处事、立身。

　　谨此，缅怀我敬爱的父亲!

作者:鲁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