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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源,先说羹的历史。中国人吃羹已超过五千年,据说是黄帝的创造,尧帝吃“藜藿之羹”,彭祖给尧帝献“雉羹”。藜、藿均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泛指野菜,引申为粗劣的饭菜之意,藜藿之羹即指粗劣的汤羹,可知野菜是羹的最早原料之一。雉即野鸡,雉羹就是用野鸡加稷米同炖而成,可见肉类亦可制羹。彭祖是我国烹饪始祖,又称篯铿,传说善于烹调,他把自己创制的雉羹献给尧帝,治好了尧帝的重病,尧帝便把彭城(徐州一带)封给他,故后世称彭祖。彭祖开始以五味调羹,羹的含义就成了五味之和,因此《说文解字》释“羹”:“五味和羹……《诗》曰‘亦有和羹’。”羹的做法,就是用水、肉、五味在炊具中煮成浓汤,其中,肉可以变换成肉加蔬菜,或蔬菜。古人为了增加汤汁的黏稠度,往往要加米屑调和(米屑是碾出的,磨发明后有了粉,后来又有了芡),谓之和糁。那么,何为“五味”?《左传》记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醯就是醋,醢就是肉、鱼等制成的酱。这里说的就是以五味调制鱼羹的过程:鱼肉入清汤煮,然后用醋、肉酱、盐、梅等调味。
为什么这么早就发明了羹?我们从“周公吐哺”的故事中可知它的功用。说的是周公礼贤下士(故天下归心),由于频频接待访客,他吃一顿饭竟要吐出三回来。这是为什么?你正吃着饭,有客人来见你,你把饭吞下去不就得了,为什要吐出来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饭一时半会儿难以下咽。那时的干饭又粗又涩,容易噎着,所以必须发明有“助咽剂”功用的羹。最早的羹属于贵族,而且多做肉羹,待平民也会做羹,应该多是菜羹。孔子的穷学生颜回连菜羹也吃不上,“一箪食,一瓢饮”,就是吃一口饭,配一口凉水。到了后来,羹发展为相对于“饭”的独立的“菜”之格局。所以我们现在说吃饭配菜,最早是从有了羹开始的。但后来自成体系的羹,就不仅仅作为“助咽剂”那么简单,我们看宴席上各种羹的精彩就能明了一二。
说说福鼎的鱼羹。菜名颇为奇特,叫“澎海”。这里面又有一个故事,与南宋大儒朱熹有关。传说朱熹在福鼎避难讲学期间,经常穿梭于太姥山区的潋村、桐山及黄岐等地,不是著书就是讲学。夏日的一天,他来到了海边黄岐,由于道路崎岖不平,走起路来一不小心就会滑倒,特别费劲。朱熹年事已高,再经一天奔波,已经筋疲力尽,虽然饥饿难耐,但是什么都吃不进去。主人也无计可施。此时朱熹的门人高松建议说:“何不煮一碗鱼汤给先生充饥?”主人恍然大悟。但由于正是台风季节,数日来海上风大浪高,未能出海作业,家中没有活鲜,仅剩下一小块黄鱼肉。于是女主人就用这一小块鱼肉,切成丁加上鸡蛋清煮了一碗汤。说来也怪,朱熹食用了这碗热气腾腾、看似海浪翻滚的鱼羹汤后心旷神怡。面对大海,一阵风来,他心潮像海浪一样澎湃,连续写下两个“澎湃”,而第三个却写成“澎海”,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道羹汤命名为“澎海”。可为什么朱老先生会把“湃”写成“海”呢?这也不难理解,一是他当时就是面向大海;二是文人的灵感:将碗中的蛋清煮熟后视为大浪,而碗中的汤就自然成了海了。 如今在福鼎,澎海这道羹汤用料很讲究,除了可使用各种普通鱼类外,还有较为贵重的鱼翅、鱼唇、海参、螃蟹肉、干贝等。澎海的制作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方法都离不开几个步骤:一是将主料切成丁或丝;二是在锅中倒入高汤,主料下锅烧开后,放入辅调料;三是煮沸后,用湿淀粉勾芡;四是在沸锅中均匀淋上预先准备好并调拌成白色的蛋清,上锅前放一点葱花即可。澎海成为福鼎的一道经典美食,凡是婚宴、寿宴、乔迁酒等各类宴席上都要上澎海,而且往往是第一道,宾客们会根据澎海的用料推测整场筵席的档次和大概的价位。
再说说另外两种闽南话也叫做“鱼羹”的美食。一是福鼎鱼片。福鼎鱼片是市区桐山人的叫法,说闽南话的闽浙边界乡镇则把鱼片叫做鱼羹。《现代汉语词典》说得明白,羹是“通常用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食物”,可煮熟的鱼片则是块粒状,为何叫做羹?我想是半成品的鱼片坯的核心制作要素与羹相似的原因,即“五味和羹”,制作鱼片坯就是把鱼肉打碎,和入醋、酱、盐、白糖、味精等,拌以淀粉、水等进行揉搓,或搅成糊状,这个阶段的程序其实就是羹的做法,要说不一样,是在后面的工序。总的来说,古法配古称,古称里隐藏着密码等待我们的破译。另一种“鱼羹”也在闽浙边界乡村盛行,做法是鱼肉不打碎,取五六厘米见方的鱼肉粒,裹以和入醋、酱、盐、白糖、味精等调制好的湿淀粉,先蒸熟备用,或直接下沸水汤锅中煮,有必要的话再用淀粉勾芡,看上去也是接近糊状的,但鱼块保持完整。这种鱼羹往往与花菜同煮,其味独特鲜甜。高成鳶先生在《从饥饿出发——华人饮食文化》一书中说,肉类与植物相互作用会产生美味,在实践中,人们无意间发现,有一类菜能以强烈气息跟肉的一部分气息发生“火拼”,两败俱伤的同时,奇迹般地生出美味来。
来源:白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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